【武汉肺炎．医护罢工】大V兔主席：封关可探讨，但罢工不可接受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香港已有15宗确诊个案，医管局员工阵线今（3日）发起一连5天罢工，要求政府立即封关。
内地大V任意以网名“兔主席”，在修例风波期间点评香港局势爆红，他一连发表2篇文章，讨论如何看待香港医护罢工要求封关。首篇文章中指出，封关和罢工两件事应分开考虑，封关是技术问题，可以探讨，但医护人员罢工涉及道德准则问题，绝对不能接受。
以下为《如何看待香港医护罢工要求封关（一）两个问题分开考虑》文章节选，香港01已获公众号“兔主席”授权转载：
一、封关和罢工两个事可以分开考虑。封关是个技术问题，可以探讨。
针对中国大陆的封关在多地发生，从美国、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俄罗斯、越南到菲律宾。这些国家封关的原因，第一是对疫病本身缺乏清晰的判断，更多的只能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疫情在中国发展的情况（依赖中国的对外披露）以及中国政府的抗疫举措来判断。其中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是中国自身采取的行动，例如湖北采取多地封城，各大城市一级响应等，举国上下抗疫，配以快速上升的确诊人数，使得外界形成观感：且不论新冠肺炎本身危害多大，但中国举国抗疫，疫情应当非常严重。
第二是各国都不具备中国举国抗疫的体制。他们制止疫病蔓延的防线只有国门，一旦疫病进入国内，在本地开始传播，就难以防控了。全国联防联控，封城，统一调整假期，系统性减少人群聚集，军事化的抗疫行动，这些举措在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疫病一旦流入并发展起来就不可控制。
因此，这些国家只掌握两个事实：一是承认自己对疫病的严重性不清楚；二是承认自己没有强大的防控能力。那么只能先拒病毒于国门之外，采取暂时的封关。
与这些国家相比，香港有甚么差异呢？笔者以为：社会层面，香港除了与中国大陆的人口互动非常大，封关会造成巨大的不便——不光是不利于内地人造访香港，而且会给来往内地的香港居民造成巨大不便。大量的香港居民在内地居住，工作、学习、经商（光湖北一省目前就有1300港人），他们频繁往来关口，是目前从内地进入香港的最主要人群。2019年运动以来，赴港的内地人群大量减少，封关影响的不一定是内地人，而是与内地有联系的香港人。
经济层面，香港经济高度依赖内地。香港的基层经济包括零售、旅游、酒店、餐饮、货运等都会因封关受到重创，是2019年香港反中运动之后的额外一击，许多企业可能因此彻底歇业。此外，封关还可能影响到香港的上层经济——中国内地的离岸金融，使得相关专业人士不得往来内地。因此，香港对内地封关的经济代价远远大于其他经济体。
政治层面，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虽然《基本法》规定了香港有对出入境的独立管辖权，但疫病之下，对内地“封关”是一种离心离德，观感不好。特区政府说不考虑政治因素，但完全不考虑也是不可能的。在可能的情况下，特区政府会想办法遏制从内地入境的人流，但止于采用“封关”这样隐含政治讯号的强力做法。
所以，对“封关”是要做一揽子考量的，要统筹计算经济、社会与政治代价，不能单从疫情防控一个角度出发。疫情之下，势必要考虑抗疫与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之间的平衡关系。这就是公共政策的难处所在。特区政府施政之难，很易理解。
中央政府决定动用举国之力对抗疫情，何尝不知道抗疫和影响GDP，何尝没有经过以上一揽子的考虑。
笔者认为，由于《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独立管理出入境的权利，我们应当尊重一国两制，尊重《基本法》，由香港市民和香港政府结合各种因素进行考量，决定自己要采取的出入境政策，并享受自己决策带来的收益（阻止疫情输入香港），并承担相关的代价（经济进一步下行）。按说，一个如此成熟的城市应当可以做出符合自己最大公共利益的合理选择。
笔者以为这也会是中央政府的姿态。如果特区政府客观分析，提出要短暂对内封关的诉求，笔者相信中央政府也会理解并给予支持。因此，笔者以为“封关”问题是可以探讨的——它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知悉，需由香港人自行处理的政策问题、技术问题。封关势必会带来代价，而这个代价也主要由香港人承担。
香港需要的是广泛的公众讨论，纳入各方面的意见，但由于“封关”问题不仅涉及公共卫生，也涉及民生及其他议题，要吸纳各个领域专家的意见（疫病/医学/公共卫生专家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并避免简单的民粹决策，毕竟普罗大众对疫病的了解是非专业的，可能限于恐慌；对经济、社会一揽子账是看不清楚的。如凡事要交由“公投”决定，是公共决策者最大的不负责任。
而目前看来，短暂“封关”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学者专家都支持进一步封关和限制人流。在这个问题上，黄蓝是不分的，建制派最多可能抱有些许政治权益和投机心理。
二、医护人员罢工绝对不能接受
开展罢工的医护人员是利用其特殊的职业身份，在医疗资源本来就极度紧张的特殊时期（流感季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威胁），通过变相拒绝对病患提供医疗护理，胁迫政府及全市市民满足自己的诉求。
医护人员是有需要严格遵循的专业道德准则的，他们的责任是穷自身能力，救死扶伤，帮助病者，对病者负责。在面临个人危险时，医生也要迎难而上，为病者负责。救治病人就是他们的天职，临阵脱逃是不被社会伦理所接受的，正如士兵要打仗，警察要执法，消防员要灭火一样。医生对于病者是无差别对待的：他们不问病者的身份，不问其患病的原因，对一切病者都要尽最大努力去救治和帮助。即便是在战场上遇到受伤的敌人，或在和平社会里遇到的罪犯和恶人，也要遵循同样的原则。在救死扶伤时，不能涉入个人情感、道德判断，更不能涉入政治立场。
医护人员一般占社会人口的1%，这部份人是不可或缺的，也无法在短期内替代。与一般行业（例如税局或教师）不同，医护人员提供的服务是涉关社会最弱势群体的生死的。他们一旦统一行动起来，就可以绑架并要挟整个社会。何况现在是在疫病之下。他们的“权力”非常大，大到能够生杀予夺。
当他们拒绝提供医护服务时，就是将病患绑架成为“人质”，对社会进行要挟。如果政府不满足他们的诉求，他们可以威胁采取进一步的升级行动，例如发动更大规模、持续时间更长的罢工。这就相当于威胁对“人质”进行“撕票”。值得一提的是，医管局员工服务于公立医院。而公立医院又是服务于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有钱人都选择去私家医院）中最为弱势的群体（需要到医院求诊的病患），且压倒性绝大部份都是香港本地人，也即他们的“本地同胞”。医护罢工，就是拒绝对这部份无辜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打着护港的旗号伤害无辜港人。
同时，选择在疫情之下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罢工，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和谈判筹码，更好地绑架和要挟政府。这就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在社会最需要医护的时候，他们却通过绑架香港最为弱势的本地群体，以后者的健康和生死要挟全社会，其道德之卑劣已难用言语形容。有市民到医管局请愿，指责医护罢工是“丧尽天良”，确实只有这四个字才能描述他们的卑劣。
而医护与一般行业又有本质不同，他们提供的服务涉关人的基本健康乃至生死，本应受到额外的道德约束，在道德感上应当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香港这些医护非但不遵循医生的道德准则，而且连一般的人伦常理都不顾及，要通过罢工来伤及无辜患者，要挟社会。笔者以为这已经构成一种软性的恐怖主义。细想，这与一群恐怖分子威胁用炸弹炸死人质以逼迫政府就范本质上又有甚么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