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 从中南海到民间 中国社会上下决战防控
1月30日,西藏出现首例疑似病例,这意味着中国全国31省区市全部“失守”。而1月27日、28日连日来确诊病例人数倍增,破千仅仅在一天甚至十几小时内完成。与此同时,境外确诊病例也在不断攀升,2019年末爆发于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肺炎疫情使得全世界都大为受惊。
或许远在美国、法国甚至近在日本、东南亚等国的民众还不能体会,现时中国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之中。但从公开的报道中,大概可以从三个视角看中国上下正在如何战“疫”。
高层指挥部署:习李密集出动
1月29日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次指示解放军要勇挑重担,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就在前一晚,其刚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从中国官方的报道来看,在此次疫情的防控上,中共“一号”人物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大概是中国显示其抗击武汉肺炎疫情最为有力的政治符号。
1月25日,大年初一,也是中国庆祝春节最为庄重的一天。当天中共专门就武汉肺炎疫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那次会议上,中共决定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该领导小组组长。同时,习近平指出,对疫情的防控要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自此,中国党政“一把手”在此次抗疫中的角色分工已十分明确,与此同时,也可以看作中国在应对武汉肺炎疫情中的指挥体系已初步建立。
于是可以看到在1月27日李克强赴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是顶着“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的头衔。而中国与世卫组织的信号传递也是习近平亲自出马。在武汉日夜赶工的火神山医院也将在“三军统帅”习的命令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
这种最高“统帅”负责,统一指挥部署,联防联控的指挥形式已经显现出了其高效、迅速的影响力。从习近平在1月25日作出各项部署之后,各级官僚已经以政治命令的形式直插中国县、街道、乡村等基层单元执行。而在会见习近平之后,谭德塞在其Twitter赞赏中国对此次疫情防控的重视以及展现出的透明度。
各省部级官员:表现参差不齐
由于此次疫情是从中国武汉开始向其他地区蔓延,因此武汉乃至湖北省的政府官员一度成为此次疫情中的舆论靶子。这其中当然有地方官员暴露出来的能力短板,但也有疫情当前被情绪支配的指责成分。与此同时,就很容易树立一个好的典型产生参照,河南省即是代表。
相比2003年的非典疫情,如今中国的人口流动性已大大增加,交通工具的革新,网络技术的变革使得疫情传播的速度与舆论发酵的速度纠葛成对官方防控工作的讨论。尽管武汉官员已经出面解释关于“封城”的问题,并坦诚“缓报”疫情的事实,但地方官员暴露出来的舆情应对能力短板加深了舆论对其的不满。
其中最为典型者是1月24日,《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在微博发文称,武汉“一把手”必须“当机立断换帅”。张欧亚的“换帅论”反映了当时民间对官方尤其是湖北官员不满。
而在湖北的邻省,河南则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收获了不少好评。因为河南省在2019年12月即抢先行动,部分停运两地的交通往来,疫情引发中国全国范围的恐慌之时,河南省基层防控的主动性又被舆论捧为“范例”,甚至将其归因于河南来了位“沿海城市”官员,思维活跃,积极作为。
当然,不排除官员在突发重大事件上存在的能力差别,而舆论如此将两省作为对比参照也有刻意标榜的成分。对于一个省市级官员,应对这样一个全国乃至全球警惕的重大疫情时,预估不足,甚至受制权力机制的关系而难以当机立断都是可以以常理理解的。如果非要苛责,那么舆论或许更应该讨论如何令中共官员在突发事件上补足舆情应对等各项短板,或不该在这个关头再以“优劣”思维将他们拿来对比。而实际上,这种对比是有失公平的,因为处在不同的位置,官员所面对的形势是不同的。
基层疫情防控:花样百出
此次疫情之所以能引发中国上下如此大的轰动,以及疫情能蔓延的如此之迅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春运。这成为疫情防控最为复杂的环节。同时,基层防控也就成为最严峻的一环。
因为不同于2003年非典疫情,彼时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人口流动性比之今天大大缓慢,因此可以看到当年的疫情传播范围主要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县、街道、乡镇一级很少受到影响。但是今天,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性十分大,尤其是对于“九省通衢”的武汉来说,更是加速了疫情的传播。
加上春节期间,中国基层更是习惯了走亲串友的过节形式,聚集性病毒传播成为中国防控春节疫情爆发的关键。也正因如此,2020年的春节,中国基层疫情防控被认为采取了最为生动、接地气的举措。
其中在网上流传最广的是中国河南村镇一级在各个村庄入口设立“劝返点”,甚至很多地方采取挖断道路断绝来往的形式进行强制物理隔离。还有诸如武汉返乡人员门口贴封条,禁止人员来往。在中国网络上可以看到各种奇奇怪怪的条幅,诸如“带病回村 不肖子孙”“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老实在家防感染 丈人来了也得撵”......
中国基层在此次疫情防控上的主动与积极当然一方面是官方组织下的硬性要求,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民众恐慌。尽管中国基层民众对疫情的认知甚至处于一种意识淡薄的状态,但是网络信息的流通以及市场上的“口罩荒”等带来的严峻氛围也让他们越来越重视这场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