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跨二十大接班梯队提前布局　地方地厅级首现跨省大换岗

岁末年初，中共政坛似乎刮来一阵劲风。短短半个月时间，超过50名原本几乎无可能跨省任职的地方地厅级官员意外被卷入到跨省人事大洗牌的旋涡中，成为2020年度最值得关注的政坛新群体。
这不同于中组部以往例行的人事布局。从所涉及的中国31省市区新任命现场所披露的消息看，中组部罕见打破“下管一级”的职能定位，在这次全国性的“乾坤大挪移”中扮演了主导角色，显然并非中组部部长陈希一人所能决定。那么，这一动作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推力？逻辑何在？

地厅级跨省交流

进入2019年12月，中国地方开始陆续传出地厅级官员跨省履新的消息。12月5日，原四川省德阳市书记赵世勇现身江苏省政府宪法宣誓仪式，意味着活跃在四川政坛近三十年的这位资深地厅级官员首次跨省交流任职。赵世勇的跨省任职似乎拉开了中共岁末年初的地厅级跨省大洗牌序幕。自此之后，在短短的一个月，超过50位中共地方官员跨省交流任职，至今这一名单依然在加长。

这一轮调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中共既往的人事组织安排中，地厅级（司局级）层面甚至县处级跨省区、跨系统人事调整不乏个例，但极少形成今天的现象级规模；且由中组部统一部署，31省区遍地开花，更是少之又少。

在此之前，除临时性、常规性的挂职锻炼外，中共的确推行过数次大规模的地厅级官员交流任职。比如援藏计划。1994年中共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分片负责、对口支持、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此后17个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对口支持西藏。截至2019年，这一计划已经推行九批次，每批次以地厅级官员带队，援藏服务三年（可申请延长参与下一批次）。

再比如中组部组织的央地中青年司局级官员交流任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邓小平“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倡议下，胡锦涛、温家宝等一批地厅级年轻官员率先在群体中脱颖而出，此后中共延续这一“培养、选拔、考核、使用”方式。2010年，中组部曾按照“进一出一、进出平衡”和“平级调动、统筹安排”的原则，组织推动党政官员央地双向交流。当年，60多名中央和国家机关中青年司局级官员前往地方履新，60多名地方司局级官员到中央和国家机关任职。这被官方称为1978年以来最大规模央地交流。此后，中组部亦曾在2011年、2012年、2016年等组织多次央地地厅级官员调整，遂基本形成常态。

截至目前，除1967年出生的赵世勇作为资深地厅级官员首次跨省交流，于2020年1月初当选江苏副省长跻身副部级官员外，其他人均为厅级官员平调交流或者正处升任副厅以及副厅升任正厅。具体而言，此次跨省大调整覆盖全国31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列入新疆），12省市区保持进出平衡，既包括上海、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也覆盖青海、甘肃、云南、贵州等中西部欠发达省份；“调入”最多的省市区为天津，共计5人，分别是新任天津市蓟州区书记王力军（北京市丰台区长调任）、天津河东区委书记范少军（上海宝山区长调任）、天津市河北区代区长徐刚（四川彭州市委书记调任）以及天津宁河区政府党组成员陈力予（福建长泰县长调任）、天津市蓟州区副区长王旭东（福建屏南县长调任）。这一结果颇令人意外。不过，天津“贡献”的外调员额也不算少，共有3名下辖区党政一把手外调，其中天津市河东区委书记调任福建省委副秘书长，似乎显示天津与福建的确存在一条比较密切的官员交流路径。其实，“外调”最多的是福建和四川，均有4人交流至他省区，此外包括天津在内，广东、湖北、江西也均有3人外调。总体而言，此轮调整覆盖除港澳台之外的所有省市区，以1人至3人为主，目前仅西藏保持零调入、陕西零调出的纪录。

此次岁末年初的地厅级官员大调整形式上或有相似，但背景大不相同。

中共跨二十大提前布局

“此次对乌海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配备，是根据中组部选派优秀干部跨省、区交流工作的部署，自治区党委从全区工作大局出发，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中组部组织开展跨省、区、市交流干部任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组织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是2019年12月24日跨省交流至内蒙古乌海市的原重庆市荣昌区常务副区长唐毅履新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公务员局局长孙福龙披露的信息。事实上，2019年12月初，中共发布的一份《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被外界视为中共提前布局二十大及其以后接班梯队的信号。

两年后，料中共将在2022年秋召开二十大。这被外界视为具有多重政治象征意义的党代会。对中共本身来说，二十大将是中共兑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中共建党一百周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后的第一次党代会。而中国在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简称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后必然进入深度调整和矛盾多发的发展周期。这对中共和中国社会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适应性挑战。

2019年10月底，中共召开了一次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四中全会。一次中央全会何以聚焦此话题，用观察人士的分析说，包括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均意识到现实世界的变化对中共执政能力的挑战已迫在眉睫。且正如前文所言，这种挑战在未来只会更大而非降低。谁来迎接已经到来的挑战？谁来确保中共执政地位不变？这当然要看未来两年，中共会精心选择一个怎样的接班梯队。

事实上，早在2018年7月，习近平就曾在一次高级别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提醒过中共接班人问题，“现在，改革开放前入党和参加工作的干部已经或将要退出岗位，‘70后’、‘80后’以至‘90后’的年轻干部成为干部队伍的主体。这些干部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活跃，勇于创新，为干部队伍注入了生机活力，同时他们相对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有的缺乏基层和艰苦地方磨炼，有的缺乏关键岗位扎实历练，有的做群众工作本领不够强，有的担当作为的底气还不足。”

为此，中共在2019年再度重修了《党政干部选拔任免条例》，而距离上次修订仅过去五年时间。新条例给出了各种具体的指标，甚至一个领导班子中的年龄、来源、性别、民族的比例都有所涉及。当然，这些形式上“规定”仍然需要更多执行上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如此次被纳入地厅级交流任职的近60人中，年龄均介于“60后”至“70后”之间，甚至出现如陈力予那样1980年出生的新秀，正是需要各式复杂场景锤炼和考验。这对他们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

本文转自《多维CN》054期（2020年2月刊）中国栏目《中共跨二十大接班梯队提前布局 地方地厅级首现跨省大换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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