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从“四面出击”到“战狼外交”

“我告诉你，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责任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份曾经在一次回应媒体对中国外交官是否威胁过法罗群岛使用中国华为公司产品时，对相关的质疑进行过这样措辞强硬的反诘。

这被视为中国当下“战狼式外交”的典型注脚。所以，这并不是华春莹唯一一次这样充满“斗争意识”，而她在外交场所所展现的进攻性也并不是独属于她一个人的特质。

在外界看来，近年尤其是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7年时间内，中国大陆外交官员越来越多地展示其强硬的和进攻性的一面，中国遍布全球的驻外人员越来越习惯在世界各国积极地为捍卫国家利益发声，并散播其价值观念。

2013年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时，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曾经毫不退缩地在西方世界宣传中国的态度，以鲜明的个人化语言撰文炮轰日本军国主义为“伏地魔”，靖国神社为其“魂器”。而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中国驻外使节曾经掀起一阵狂潮，让世界相信中国今天对日本的敌视是如何带有现实合理性的。

类似地，南海仲裁案，中印洞朗对峙，中韩萨德危机，中国海空活动区域扩张和吉布提军事基地落成，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台湾“邦交国”集体哗变，中国力抵美国贸易战冲击……这一切都给予外界一种认知，中国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驯良了，“狮子可能已经醒了”。

事实上，习近平时代开始不久后，中国国内已经率先敏锐地意识到，当下中国外交路线已经距离邓小平当年所确立的“韬光养晦”越来越远。2013年10月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到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2014年7月，习近平在出访拉美四国前提出三个“更加积极有为”（更加积极有为地维护世界和平、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自此之后，中国在宣扬外交时更多的是强调“奋发有为”“积极有为”。当中美贸易战打响时，决策层最终一改1990年代的妥协策略，选择硬抗到底。这让外界尤其注意到中国的外交基调变化。

201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一次公开场合披露，“给外交部寄钙片的人越来越少了”，事实上承认了这种变化，并且变化得到了那些激进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显而易见的变化并不是没有争论的。在中国国内，围绕“韬光养晦”还是“奋发有为”，舆论曾发生激烈争论。2016年因车祸逝世的中国“鸽派”外交官吴建民曾公开批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认为“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指责放弃“韬光养晦”很危险，会误国误民。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则在2018年中美对抗时发表公开演讲，“我们应当剥去表面寻找真理，头脑保持清醒，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适时着眼处理中国自己的事情”，颇为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

但是，支持者反驳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贫病，到如今跻身与美国“掰手腕”的强大经济体和政治力量，中国很难不改变自己，重新认识自己以及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国既然拥有了力量，就应该利用这种力量所带来的影响力去积极参与甚至主导一些事务。如果中国主动放弃这一权利，那就等于拱手将机会留给别人。一百年前美国似乎也曾经从区域性国家到全球性国家的角色转变，而这一过程也曾在国内遭遇了不少的困难。

而这种转变是外界所忧虑的那样——在中国政治空气“左转”的氛围下必然出现的毛泽东式外交路线回归吗？

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对内外部环境的认知充满了一种浪漫的乐观的革命想象，甚至认为在和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分工中扮演亚洲革命中心的角色。这导致彼时中国 “四面出击”的路线盛行。此后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内部纷争，中国又被迫面对“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现实的地缘政治风险，深切的意识形态孤立，当时的中国不得不在实力不足的背景下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冒险动作。从毛泽东打核战争“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的言论，到大规模的革命输出，导致中国在最困难时期40多个建交国中30多个国家对华关系亮起红灯。

的确，周恩来、陈毅等政治家并非技术官僚，在很多场合展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斡旋智慧，但是因为其外交路线奠基于错误的形势判断上，所以无法改变中国当时总体上被孤立被封锁的现实处境。毛泽东晚年承认，“我们孤立了”，绝对是这一处境的省思与检讨。

有学者称，“很多关于毛泽东外交的历史故事都是在讲述他面对外来威胁时如何英勇无畏、化险为夷，但没有说明白的是，中国安全被置于险恶情境不少就是他本人的错误造成的”。

那么，习近平时期的外交风格转变是陡然转向？似乎也不尽然，至少转变不是完全取决于习近平个人的偏好。

1978年以后，邓小平主动做出了“两个转变”的形势判断，这从现实上迅速改变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困局。除了中越边境爆发的冲突之外，中美蜜月期来临，中日破冰，中苏“相逢一笑泯恩仇”，甚至中越也停止了彼此的军事行动……中国的外部环境持续改善。

这一切都是基于邓小平对“中国既是大国也是小国”的自我清晰认知，他放弃了激进的进攻性外交路线，停止了革命输出和意识形态对抗，埋首于自我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倾向于全面收缩，避免在国际舞台表达自己，即所谓“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此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基本延续了这一基调。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国的克制反应，与毛泽东时期和今天的中国外交形成截然的对比。当时，中国外交部整体上呈现不温不火，冷静到刻板，软弱到只有“抗议”“谴责”，激怒了不少人，被寄送钙片确乎常态。

不过，由于中国越来越难以回避自己应有的角色，因此缓慢地开始做出改变。这一时期中国外交风格总体上比较沉稳，谨慎而有限地表达自己的态度。

其实，直到胡温晚期，中国已经越来越难以像以前掩藏自己，加之经济体量的扩张催生与世界越来越多的矛盾和调试困难，加之国内越来越高涨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到目前，外交上的积极有为的过渡已经不可避免。“战狼式外交”也许足够形象，却就像“韬光养晦”容易引起多种释意莫衷一是一样，它也无法简单地被解读为张牙舞爪的进攻，这背后应该包含更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