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强化“党的领导”　内地大学修改章程引争议

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一段在食堂集体唱校歌的影片，在港台引起了不小的讨论。事情得从内地大学校园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谈起。内地教育部最近对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大学修改章程的批覆意见，引起舆论的争议。三所学校的新章程都空前强化了“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而复旦大学新章程因为删除了其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等内容，在内地知识界引起了不小震动。

梳理对比日前上海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修改章程，以及今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修改章程，便会发现其共同之处都在于强化了中共对学校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并加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内容。

复旦大学章程删“独立自由”

复旦大学历来以“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闻名，其校歌歌词便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复旦的旧版章程强调“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但相关内容在新版中被删除，增加了“学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始终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

南京大学章程序言第二段修改为：“南京大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立德树人、服务国家为使命。”陕西师范大学将第四条修改为：“学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中国人民大学的章程同样加入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中共“党的领导”也体现在学校管理体制层面，突出党委对学校的全面领导。复旦大学新章程明确了党委领导，将“按照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师生治学、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运行”改为“实行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将“校长全面负责组织学术活动和行政管理工作”改为“（校长）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组织实施学校党委有关决议，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全面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增加“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等内容；将以前主要透过教师之间选举产生的学术委员会等重要职务，改为“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产生”。

此外，新修改的章程强化了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复旦大学将“在本科生教育中，学校构建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改为“在本科生教育中，学校构建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根本、通识教育为基础”，并增加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师生员工头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南京大学也增加了“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内容，陕西师范大学则增加“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增加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等内容。

新章程还缩窄了大学自主权。复旦大学旧章程中涉及“师生依法独立自主开展学术研究”、“法规和学校章程独立自主办学”、“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等条目中的“独立”均被删去，而“自主设置与境外高校（大专院校）联合学位项目”改为“授予名誉博士学位须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新章程统一要求设置“教材委员会”，“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对学校教材建设、使用与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审议和监督”。

对比这些大学的新旧章程不难发现，新章程都在强化中共对学校的全面领导。不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没有明确提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字眼。南京大学虽然新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字眼，但属于延续此前惯例的常态操作，因为之前便有“学校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内容。最惹人关注的是复旦大学，这所大学过去近百年一直推崇“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旧章程里并无太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如今却在朝夕之间转变为“党全面领导”，特别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师生员工头脑”加入新章程。

反映政治意识形态转向

进一步来看，这几所大学章程的修改，可视为内地近几年政治走向的投射。内地整体向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多年来在教育领域已有迹可循，尤其是，随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被不断强化，“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章程修改只是冰山一角。

自2014年到2016年，中共就有几轮专门针对大学的巡视。其中多数学校都被批评为“党的领导弱化”，以及被中共奉为思想圭臬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存在“被边缘化”危机。这开启了大学整顿的先河。此后，在清理学校腐败问题之时，中共着手在管理体制、教材、教师等多方位全面重建对大学的调整和管理，重新恢复和强化了学校的“党委领导体制”。

改革开放初期，内地的大学改革不断从“党委管理”走向“校长负责制”，尽管校长仍处于“党委”的领导之下，但正如中共在经济微观管理领域的退出，在教育的具体微观管理中也大致退居二线，由教育专家担任校长进行管理。但近年来，这一趋势已被强势扭转。

与此同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非常重视大学的社会主义导向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曾说，“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高等教育“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近年，内地教育部明显加强了对大学引进“西方的教材问题”的审查整顿。

各大学修改章程，不过是内地教育体系调整的一环。其实早在2012年前后，各大学就曾进行过一波章程修改。根据中共《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2013至2015年）》，到2015年底，内地教育部及中央部门所属的114所大学将分批完成章程的制定和核准。随着内地加速向传统社会主义回归，又出现新一波、更突显“党的领导”的大学章程修改，中共正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现有大学体系。这一方向性的改变调整，因为从字面上来看窄化了学校行政体系及师生的自主权利和自由空间，空前强化了中共对大学工作的领导，和内地自由派对大学管理的期望方向出现冲撞，在内地知识界引起了激烈讨论。

坦率说，高校修改章程引发的争议，如同此前人们对于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争议一样，是意料之中的。中共这么做有其内在政治逻辑，比如基于国家发展稳定需要，为达成思想认知领域的基本共识，抗衡长期以来的学术霸权等；这一轮修改并不只有强化“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内容，也有不少针对一些大学管理问题的纠正。然而，在实际推动过程中，当局没作出必要且有说服力的解释，所以招致舆论批评，也加剧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焦虑。当然，舆论普遍揪着“独立”、“自由”这些字眼来表达不满，似乎也反过来证明，就算一开始有了解释，可能也无济于事。要知道，独立和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从来都依存于某种环境。在今天的中国，高校追求的独立和自由，也无法脱离于法律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其实，对于学术自由，特别是对科学认识的自由，对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自由，独立于某种意识形态偏见，包括独立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甚至是外部学术霸权的自由，都是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不会因为删掉相关字眼就不存在，更不会因为“强化党的领导”就消失。中共在推动修改大学章程时，应该说明大学在学术层面如何独立和自由，让大家意识到这其实符合国家制度和宪法。比起情绪化的过度反应，这才是今次内地高校修改章程该有的思考方向。

上文刊登于第19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30日）《空前强化“党的领导”　内地大学修改章程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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