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专访】对话房宁：百年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下）
导语：1945年7月初，毛泽东与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的一段有关“历史周期律”的对话，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彼时，毛泽东面对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追问，给出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时至今日，距离“历史周期律”的窑洞谈话已经过去七十余年，中国也通过艰难探索和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的新路，但如何才能避免“人亡政息”，如何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是悬在中共头顶的一把利剑。已经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决定》，虽然看上去是一份制度设计的文件，但实质上是向世界宣告“中国之治”，习近平这位强势领导人也试图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夯实毛泽东七十多年前在延安的回答。
围绕四中全会及历史周期律，香港01记者专访了曾两度担任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房宁。在房宁看来，四中全会的含义首先就在于肯定，肯定中国所走的道路。至于中共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关键要看实践，至少目前最高领导人有很强的危机感。
本次访谈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出，此为下篇。上篇为《对话房宁：百年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上）》
香港01：通过这样的“社会大流动，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身份大改变”，中国正在向着现代化迈进，但在西方语境下，会疑惑中国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如何推进，比如民主化。习近平不久前在上海考察时，第一次提到了“全过程民主”，你怎么理解这一表述？中国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又会如何推进？
房宁：实际上中国和西方的不同有两个类型，一个是性质，另一个是阶段。按西方的说法，中国目前处在工业化阶段，而西方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民主问题也是这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别，西方讲民主涉及到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但是中国在现阶段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化初期就有点双开放。美国民主一开始就有选举，但和后来的选举不同，有很多限制。美国从1789年就有了第一次竞争性选举，但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选。1800年，美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选，到1840年，美国基本具备现代选举的要素。直到2016年，美国选举才有了实质性变化，特朗普（Donald Trump）利用政治心理测绘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对选民行为干预，取得了成功。这是自1840年以来跨时代的，在人类政治史上也是划时代的，或许真正宣布了民主的死亡，因为它可以精准地对每个人进行行为干预和思想干预。
其他国家不是这样。欧洲大革命基本上不是双开放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变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又变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历史上也有皇帝是民主产生的，如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他的得票率超90%，据说比皇帝的得票率还要多1%。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差点变成法兰西第三帝国，它被德意志帝国打败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于1959年1月1日，法国现在的体制就确立于那个时候，而不是1789年。
如果把民主变成权力和权利的二元结构，早期民主在多数国家都是工业化时期建立的，都不开放权力，也就没有选举。不通过选举进行权力的建构，那么民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开放和一定程度的自由。所以习近平说“全过程民主”，是对中国协商民主的一种描述，但这不是中国民主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所有国家的民主都是全过程的，我们不能说西方民主就是片段的，它也经过了长期的磨合、变化和改革。
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会如何推进，目前还在摸索中，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套制度和体制是适合中国发展的，将来中国的体制是什么样，西方的选举制和议会制会不会在中国实施，我认为要等到中国现代化实现之后再看，不同的制度没有绝对的价值，只有相对的价值，这种相对的价值主要看能不能适合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国情。如果能够适应，这个制度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不能适应，即便在其他国家行得通也不行。中国现在的制度之所以被认为是好的，是因为在中国行得通，能够带来中国的发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标准。
香港01：的确如你所言，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之前你也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按照西方的理解，中国只要还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进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规模空间的政治改革。就像人们对于民主的理解一样，最终限缩在一张选票上，忽略了“经济民主”也是民主应有之义。
房宁：调动积极性，最终达到的目标，其实就是“经济民主”。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讲了抗日战争时候的民主。他说，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这和几十年后邓小平说的话是一样的。我们过去对民主的理解就是一种形式，形式就是选举、言论等。但是当我们深入到社会功能那一层意义上时，才可能理解作为一个国家的掌权人，他怎么理解民主，以至于在各国的历史上，民主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体现为“三统一”。所谓的三统一，就是要把权力集中在国家手里。其次要让权利开放。计划经济时代，权力都是收的。管制经济下，会给每个人安排工作，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经济单位，农村要政社合一，都是机械的。每个单位都是一个车间，每个人都是劳动人，而不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这样的体制被证明没有积极性，没有效率，所以要改成现在这样，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
按学术语言来说，如果民主意味着两个通道，一个意义是通过政治参与、通过选举，来建构权力，通过权力来建构规则和法律，政策制度等；另一个意义就是给人民以权利的保障，形成社会预期。制度是否民主，就在于有没有预期。如美国历史学家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讲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改变了日本。它把日本从世袭为主要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决定地位的社会，促成了社会的价值转变，社会的指挥棒彻底变了。万类霜天竞自由。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得到一个大致可能的效果。
香港01：四中《决定》提到的“优势”，如果反向理解，每一个优势背后还有着另一个面向的劣势，甚至潜伏着危机。你觉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搭建好的这个“四梁八柱”式的制度设计，有什么缺点和劣势？
房宁：任何一个优点的背后都有缺点。具体到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还是有一些缺点。
首先，中国现行的制度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也容易集中各种矛盾，所以中国发展会遇到所谓官民矛盾的挑战，一些原本可能和政府无关的问题和矛盾，最后都会集中转换成和政府的矛盾，因为执政的共产党是总负责人。
其次，要推行总体目标，所以对社会各个阶层更多强调的，是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以及长远利益。但社会利益又是很切实的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个别利益，这样就又产生了矛盾，如何回应这些诉求，解决这些矛盾，做好平衡，就成了一大难题。
再次，中国目前是赶超型的体制，但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状态，一旦速度降下来，这种赶超型的体制能不能适应中低速的发展环境。也就相当于，车是在泥路上走，是在柏油路上走，还是在赛道上走，车的适应性是不一样的。香港目前闹得这么大，也和经济发展降速有关，整个社会没有适应这样的状态。
香港01：你提到适应的问题，适应得好，整个社会就比较平稳，适应得不好，可能就会导致混乱和不安定。《求是》杂志陆续发表的习近平讲话，明显看出习近平对于中共如何才能长期执政有着深切的危机感，也多次谈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中共作为即将满百年的大党，你觉得长远来看可以跳出“历史周期律”吗？
房宁：历史周期律是存在的，任何自然现象也都有，一个政党、一个社会、一个政权也是这样。所谓周期，对于一个政党和政权来讲，会在取得政权、在斗争的时候非常积极、非常警觉，也会非常努力、非常自律，随着执政时间延长、各种社会矛盾积累以及自身懈怠，有可能会逐渐瓦解，这是个规律。我们现在所谓跳出历史周期律，是希望能够克服这个规律，中共内部尽可能保持警惕性，保持自我革命。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强力反腐，实际上也能看到这方面的努力。当然这个问题十八大以前存在，十六大、十七大再往前也都存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强调过，只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更突出了。执政时间越长、党的规模越大、国家越发展，应该说这方面的风险越高，懈怠的风险也越高。所以要千方百计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还是要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