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2020中共寻求现代治理突破口

上周四（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称“会议”）闭幕，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就此定下基调。从此次会议透露出的内容来看，在之前一系列“破”字当头的改革基础上，2020年中共经济政策将“稳”字当头，在完成“三大攻坚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从“破旧”转向“立新”，将中国经济引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正轨、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乃至“新冷战”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复杂国际环境下，尽管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但是，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档、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即所谓“三期叠加”带来的短期风险。中国经济正处于旧制度已经被打破、新制度尚待建立的关键时期。

也许在中共看来，这种“风险”与“阵痛”本身也是改革的一部份，中国经济有足够的体量和空间承受这种必要的经济下滑。与此同时，中共不得不谋求这种经济变革与社会稳定的平衡，并在2020年保持整体经济平稳的基础上，加速冲过这个危险地带，借着落实改革和建立新制度，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更替。

“稳”字当头　分化调整

如果说2018年中国经济的最大特征是“折腾”二字，那么，2019年就是一个字—“狠”。原本大多数人都认为， “折腾”了整个2018年后，中国经济在2019年将喘上一口气。没想到，中共硬是咬紧牙关，挺过了这一年的“阵痛”。

在经济减速的同时，中共坚持推进对金融的整肃，坚持货币不放水，即使为了经济平衡，也只是进行了减税、降准、增发专项债等微观调整。结果，2019年中国的经济政策硬生生地把房价逼得“低了头”，把金融空转资金和金融机构的表外资金逼得“无路可走”。按照此次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即“金融风险有效防控，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

然而，随着整个中国经济去泡沫化进程的深入，中共发现“一刀切”的紧急“煞车”在防御了金融风险、剔除了资本泡沫的同时，对于本身需要高杠杆支撑的创新经济、科创企业、基础建设，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合理经济需求造成了极大伤害。

尽管这种“误伤”往往难以避免，尤其在中共自身治理能力和机制已经出现腐败、衰弱、僵化，以及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可是，这种“误伤”正在被有意无意地扩大。

因此，在此次会议上，中共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中共官员“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综合影响评估，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正是对之前政策的调整与反思。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在“稳”字当头、保民生保就业，确保“三大攻坚战”完满收官的同时，目前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出现“松动”和反复。而是中共将在2020年更加重视区别对待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济部门的“杠杆”需求和具体问题，将会进行针对性更强的结构性调整。

“稳货币”合理充裕自有玄机

此次会议关于2020年的重点工作，在前三条强调完“稳定”和“三大攻坚战”任务之后，第四条对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阐述笔锋直下。

相比于以往或“宽”或“紧”，抑或是“稳定”的简单表述，此次会议使用了更加具体的表述，例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而且还强调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协同精准发力”。

显然，习近平并不满意2019年采取的低效财政扩张政策。积极财政不仅要稳定经济，更关键的是要促进结构调整。同时，对于货币政策，中共依然坚持不会“大水漫灌”，即所谓的“宽货币”政策，而是强调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与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稳定性、结构性、灵活性、合理性”因而成为了2020年中国货币、财政政策的关键词。换句话说，2020年的货币财政政策要在保证完成“三大攻坚战”的基础上，对于本身需要高杠杆支撑的创新经济、科创企业、基础建设、民生投资，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合理经济需求提供支援。对于金融投机、楼市炒作、落后产能等金融需求将继续坚决遏制，绝不放松。

同时，中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单纯的货币、财政政策，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的调节都解决不了“滞涨”和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只能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同精准发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领域”，才能实现“逆周期调节”的效果。

因此，下一步，制度激励将代替货币数量的刺激。中共将把金融改革的重点从“金融整肃”转移至包括建立资本市场规范、扩大金融开放、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建立倾向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融资管道和银行激励机制等更具建设性的一系列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的改革上。与此同时，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金融监管平台、数字货币等的现代化金融管理、监督机制也将快速推进。

“督战”八大改革

接着，中共在此次会议关于2020年重点工作的第五部份，对希望支援的实体经济和相关产业，即所谓“合理充裕”作出进一步梳理和解释。这使得中共的经济改革在从“破旧”转向“立新”，在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中有更加明确的目标。

按照此次会议内容，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两个轮子”。其中，企业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建设，共六个方面将成为中共重点支持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如何保障这六个方面能加速发展，中共在提出财政、货币政策的倾斜和支持后，更多地提出了以理顺发展机制、推动相关改革，以释放主体活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方案。科技体制改革、健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以及此之前提到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共八项具体的改革和机制建设被逐一点名。

没有之前关于“深化改革”的含糊其辞，而是采取具体点名的方式，这说明了中共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已经十分明确。

再具体来看，这八项改革措施，无论是科技体制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抑或是土地改革、区域经济政策完善，都已经是老生常谈，无不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桎梏，只不过迟迟未能有效推进，改革进程甚至随着“金融整肃”和经济增速下滑而有所减缓和中断。

此次会议以点名的方式重提这八项改革，显然是习近平希望在2020年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斩获，并作为落实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

一切回落人的层面

中共领导人显然很清楚中国经济规模庞大，更有超大型的市场为这种规模提供坚实的支撑，即使缺少了金融资本、房地产快速增长对于经济的拉动，只要在科技创新、农地入市，抑或在区域经济递进式产业转移和升级等任何一个领域作出突破，都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经济有足够的体量和空间承受改革的“阵痛”。但问题的关键是“改革”本身的迟缓，甚至被各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歪曲、误导。

因此，在2020年“切实把中共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了习近平对于未来中共经济工作的最终要求。一切又都落回到了人的层面。如何在破除旧有利益机制之后，建立新的利益引导、激励机制，重新启动中国经济的新发动机；将民众的建设热情、消费能力释放出来；将企业的创新能力、开拓意愿激发出来—这一切在2020年将初见分晓。

上文刊登于第19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2020中共寻求现代治理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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