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民主党副主席罗健熙：区选结果“太突然”　还没看到北京善意

因香港反修例风暴而备受关注的区议会选举已经结束，建制派的惨败令外界瞠目的同时，也将一举摘下385议席的民主派推上了前台。
区议会完结后，香港01记者在鸭脷洲利东商场采访了民主党副主席罗健熙。对于这样的结果，罗健熙也大感意外，“这个结果比我预想得要夸张得多”，“太突然了”，同时他也坦言，“过去五个多月香港人用了很多办法，和平的，不太和平的，都做了，为的是让政府改变。香港人很愤怒，也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区议会来了，那就抓住它，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子。”

面对建制派的惨败，以及己方的“战绩”，民主派表现得相对低调。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结果出炉后会见传媒时即表示，今次选举成绩不属民主党，是运动抗争的结果，属于香港市民。而且“虽然民主派压倒性胜利，但与建制选票仍维持在六四比。”这表示，“社会撕裂严重，无论政府与民主派都要理解。”

不过，面对今次的选举结果，很多人会担忧，因为民主派固然可以借由“情绪选票”和政治口号来赢得议席，但具体到社区工作却又是很实在的。在未来，如若泛民继续高喊“自由民主”等空头口号，忽视地区民生工作，无法用同等注意力推动社会改革，恐怕会浪费今次强调的民意授权。

对于这样的质疑与担忧，罗健熙一方面表示“还没做好万全准备”，一方面也承诺“希望能与建制派做的不同，也做的更好。”至于今次选举对于明年立法会选举以及2022年特首选举可能造成的影响，罗健熙则承认自己对立法会选举没有寄予太大希望。“因为立法会选举是比例代表，这次区选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得票比例是六比四，跟过去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谈到特首选举，罗健熙则笑言“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因为商界的票变得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就需要跟香港的商界做一些妥协，去威胁他们也好，笼络他们也罢，过去中央可能不需要过于倚重商界，就能轻松拿到过半票，可现在整个形势不同了。”语末，罗健熙还特意提到了李嘉诚，尤其是这位香港首富在反修例问题上遭遇的质疑，以及遭受的来自北京的批评和指责。

一种“事实”两种解释

跳出区议会选举本身，当谈到香港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的反修例运动时，罗健熙的语气变得急促，措辞也更加犀利。反复出现的高频词是，“不要搞香港”、“别管香港”，因为现在北京派来管香港的机构和部门，“根本就不了解香港，对香港也没有感情。”为了佐证这一点论断，罗健熙反复提到了2003年“二十三条立法”，提到了中联办，提到了时任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于2008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在特区建立第二支管治团队。

而当记者追问，这些在港人看来“搞香港”的做法，其实正是“一国两制”的内涵，因为在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之外，还有北京的全面管制权，“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今天香港闹成这样，也正是过去“井水不犯河水”的过于放任造成的“果”。难道不该反思吗？难道还要继续“别管香港”？罗健熙反问道：“你觉得香港有什么地方不尊重‘一国’？我觉得香港人对‘一国’最大的尊重，就是我们不谈。”

其实回顾反修例运动，对内地民众来说，最不可想像的，除了内地游客和记者遭遇殴打和不公平对待外，便是有示威群体在游行过程中高举著英国和美国的国旗，7月1日冲击立法会当天，有人甚至将港英旗帜铺在了立法会主席台上，被占据的立法会内，亦是飘荡著不少港英旗。“高举著英国旗和美国旗，难道不是不尊重‘一国’吗？”记者如是追问道。

面对这一问题，罗健熙并没有直接回答“是”或者“不是”，而是选择“绕道而行”，并就此辩解道，“将港英旗铺在立法会桌上，这中间的意义到底是不是主权的问题？在我看来不是主权的问题，年轻人只是想说明，港英政府的年代立法会是尊重民意的地方，现在不是这样了。”当记者继续追问“为什么会觉得港英时期比较尊重民意”时，罗健熙则采取了“切割法”，具体来说，就是将港英后期切割为两个阶段，六七十年代谈不上尊重民意，但八九十年代的民主化却是很尊重民意的。

“不谈”不等于尊重，某种程度上更是对于既定事实的回避。具体到“一国两制”的理解，也是狭隘甚至偏颇的。既然香港已经回归，那么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高举著英国和美国旗，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意”的问题，而必然会涉及到主权的纠葛，所宣誓的，就是激进示威者对于“一国”的挑战。

北京与泛民如何打交道

随著泛民阵营取得区议会多数席位，一个被搁置已久的问题随即被摆上台面：北京接下来究竟该如何与泛民打交道？面对这一问题，罗健熙直言“北京应该先想清楚，如何与香港人打交道。”同时补充道，“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香港跟北京没有信任，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没有信任。”如何打破目前的隔阂，罗健熙亦坦言“这就是北京最大的问题，放不下自己的身段。”

其实如何与泛民阵营打交道，一直是困扰北京和涉港机构的问题。早在2016年，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接受媒体专访时曾有过“表率”，因其从始至终都未使用惯用的“反对派”“异见者”或者“持不同政见人士”来指称泛民，而且不仅承认泛民的存在是“正常的”，会“伴随著一国两制长期存在”，还表示“泛民的立法会议员是特区政权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基本法的角度看，他们也属于建制人士。”只是这样的姿态，在以对抗为常态的洪流中很快即被湮没。

“现在看不到中央政府打破隔阂的诚意和善意”，罗健熙特别强调。为什么“看不到”，罗健熙也给出了一些“论据”，比如在多数港人都反对林郑月娥的时候，北京高层和各机构还在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比如香港高院判定《禁蒙面法》违宪遭遇的风波，比如至今示威者已经逮捕了几千人但还是看不到警察被问责，比如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一再出现的“加强”、“全面管制”，等等。基于此，罗健熙反问道：“这个是善意吗？”

屁股决定脑袋，同样也注定了香港反修例是一场现实版的“罗生门”。泛民固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以上这些“现象”背后，不是善意，反倒是满满的恶意。但稍微换位思考，北京的“难处”也显而易见。尤其在今天的政治气氛下，任何层面和幅度的作为，就算是直接的“善意”，都可能在政治口号和情绪压倒一切的今天，走向反面。

“意外”卷入理工大学风波

在区选之前，罗健熙还“意外”地卷入了香港理工大学的风波中。根据民主党所发声明：罗健熙当时身处理大外超过500米的幸福中心，在执行党务理解冲突发展，并尝试协助市民，却被警方无理拘捕。民主党还称，因不停收到市民求助，罗健熙一直与党内立法会议员留守附近处理。

当记者询问理工大学目前的情况以及对激进“勇武派”暴力行为的看法时，罗健熙一开始笑称“我也是暴徒”，随后略显平静地说道，“我相信没人想看到港铁被破坏，也不想自己上班被阻扰，包括那些投票给民主党的人。但为什么区议会还是投票给民主派？因为市民觉得政府的所作所为，比示威者的破坏力要大100倍。政府破坏的是制度，示威者破坏的只是设施。”

“就我们现场看到的，示威者破坏的可不只是设施，同样也是破坏香港的法治。”面对记者的追问，罗健熙变得情绪激动起来，提到了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也提到了警察与白衣人的勾连，并连续追问道，“七二一警察完全不作为，有人被调查吗？有人停职吗？香港的警察跟黑社会合作不是问题吗？北京看不到这些问题吗？警察跟黑社会合作对香港的破坏大，还是示威者去破坏一些设施对香港的破坏大？你告诉我，哪个破坏大？”说完，罗健熙还特意强调，要把这些客观写出来。

不消说，从反修例一开始，香港就陷入到了非黑即白、各说各话的漩涡中。这让人不由地想到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中那个拔死人头发的老妪，还有那个走投无路的家奴。家奴之所以决心弃苦从恶，剥下老妪的衣服逃离罗生门，就是因为仿佛从“拔死人头发”中看到了更大的“恶”，自己“剥下老妪的衣服”这样的“小恶”又算得了什么呢？但说到底，不管是“小恶”、“恶”还是“最恶”，都是“恶”，也都切实地对香港造成了破坏。

事情发展至此，再去纠缠谁恶谁错，已经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卷入这场风波的各方，包括北京、特区政府、示威者以及香港社会，放在不同的时间周期中或多或少都有错。当前与其纠结谁更恶，进而以暴制暴、以恶制恶，不如都好好想想如何才能带领香港走出困境。在这一点上，民主派自身也必须要掂量清楚。

接下来，香港会怎么样？罗健熙坦言“这几天的平静是暂时的”。而当记者问道“最近几年有没有去过内地”时，罗健熙回答说“八、九年没去了，之前也只是去过深圳这些就近的地方”。而且，“在香港的问题上，我觉得跟我有没有去过内地没有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