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有八卦却被低估的会议　四中公报勾勒习时代现代化路线图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舆论一片静悄悄中闭幕了。相比“依法治国”一类较为聚集、落地的主题，本次中全会的“社会主义”和“第五个现代化”显得十分宏大，即使对身处内地体制的学者，也如“老虎吃天”，难以轻松解读。事实上，中共的话语风格从来不只是文字表面上的意义，因此，要读懂四中全会上的中共意图，就不能只抱怨政治语言空泛客套，而不理解其中的政治内涵。

对于今次四中全会，港人关注的自然是公报中关于“一国两制”的内容，例如与五年前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关于香港和澳门的表述相比，“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等是新增内容，但实际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想透过今次四中说的其实更多。

四中公报谈了什么

这份近6,000字的公报，大致可分成三部份。一是此次会议的基本情况，比如开会日期、出席人员、会议内容等；二是对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工作的高度肯定，这是因为政治局要向全会做工作报告；第三部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总括性的阐释。这部份的内容占据公报最大篇幅，也是最为舆论称“看不懂”的部份。而中国政治中的传统议题—人事，仍然是此次会议中舆论青睐的话题。当然，此前外界传闻的“接班人”一类政治八卦并未出现。

公报第一部份开篇即点明“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2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中共中央委员是中共核心权力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中共党内及中国简称“党中央”）的成员，由每五年一届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位于中国政治阶层顶端。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选举产生204名中央委员，172名候补委员。据此公报，也即有两名中央委员、三名候补委员缺席。

缺席的两名中央委员在四中之前舆论已曾解读。十九届中共中央委员、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于去年10月20日堕楼身亡；另一位中央委员刘士余曾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但今年5月19日在中共的金融反腐风暴中落马，此次四中全会正式追认“给予其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候补委员名单的前两位马正武、马伟明借此正式递补为中央委员。这些尚在外界的预料之中，不过，曾因去年震惊全国的吉林长生疫苗事件而被要求引咎辞职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毕井泉，此前被猜测可能难保中央委员身份，但如今看来，其仕途似乎并未受重创。

除中央委员外，三名候补委员的缺席也引起舆论注意，其中一位是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锋。据陆媒报道，任学锋于10月31日在北京病逝，其遗体告别仪式11月4日上午在北京昌平殡仪馆举行。

此外，对“一国两制”的表述也格外引人注目。香港的反修例示威运动自6月以来仍未平息，但此前北京除了对外召开发布会外，未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此次公布新增“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等内容，反映在此次会议中应该有讨论过香港问题或中央政府在处理事关港澳的“一国两制”问题，并产生了一些决定或方案，不排除接下来会有动作。

显然，会议主要议程仍是第三部份。根据公报所述，在这次会议上，中共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第五个现代化”做了更直接的阐述、蓝图式的“路线图”规划—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即2049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全方位领域，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认为中国的成功源于中共制度优势，以及未来要对制度进行“完善”的领域。仅仅是第三部份的内容，已经规划了中国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政治运转方向，由此来看，四中应是一场被舆论低估的会议。

重新定义“第五个现代化”

说低估，是因为舆论缺乏对此次会议主要议题—“第五个现代化”的核心探讨。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北京西单出现过短暂的民主墙运动，即一些人士在此宽阔的围墙上贴大字报，发表政见，宣扬民主自由等，“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最初就是从这里产生。1978年12月5日凌晨，当时参与民主墙运动的中共异见人士魏京生署名贴出名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的大字报，写道：“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当然，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剑指政治民主化。

如今，广为引用的“第五个现代化”是指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提及、本次中全会所议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说法在六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就被《多维新闻》提出，后被主流媒体及学术机构广泛使用。

“第五个现代化”本应该是外界观察和解读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但过去六年以来，外界对“第五个现代化”的研究相对有限。境外舆论谈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总是在权斗思维的惯性之下，更多去关注中央集权、中共“党的领导”，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权力强化，聚焦习近平“定于一尊”、修宪的个人目的等，未能用现代化的思维去透视中共“第五个现代化”脉络，进而理解其之于中国长治久安和崛起复兴的重大意义。

回归概念本身，“第五个现代化”主要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维度。前者主要指赖以完成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设计，要解决的是制度问题，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公共领域的理性秩序。后者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要解决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问题。因此，新时代的“第五个现代化”是相对于政治民主化更宏大的政治架构。

为什么要将之称为“第五个现代化”？当然是基于中国已有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四个现代化”的存在。“四个现代化”在毛泽东时代提出，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体现生产力的属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被贫穷落后折磨了一百多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却深陷“革命斗争”的国家，“四个现代化”不仅寄托了人民大众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也反映了中共这个理想主义政党对国家富强的急切渴望。但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在获得工业成就后，对“四化”的追求已不满足中国发展的现时所需，“四化”之外，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等都面临新矛盾的考验，因此，需要有一个管“总”的目标—“第五个现代化”。

宕开一笔聊“制度”

“第五个现代化”确是当前中共的着力点，不过从四中公报来看，似乎意不在为广大民众普及“第五个现代化”的内涵，而是在解释追求“第五个现代化”的制度支撑。为此，公报一口气列举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一国两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等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的13个制度体系，不断向外界表示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

虽然这让世界看到另一种制度与价值体系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所含有的可能性，但因为中国在这崛起过程中所秉持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与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迥然不同，很多西方人不明白中国如何能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实现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与稳定。当然，很多人也一直看不明白，或者不愿意看明白中国的制度优势，正如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专家郑永年所说，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表明，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中国在物质文明崛起之后，注定要成为世界重要的领导国，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何让这套新制度成为系统性的理论，甚至成为有别于西方意识形态、可以推而广之的“普世价值”，便摆在习近平这一代中国领导人的面前。

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这个封建的东方帝国开始走向崩塌，传统儒家教育出来的政治精英开始主动去反思如何“制夷”、“自强”，如何让中国从古老走进“现代”、怎么让中国“通过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这些议题，是这两百年来中国历史风云激荡的核心问题。中共从1921年至今九十八年的政治实践中给出的答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让中国完成了民族解放、经济发展，也能够完成现代性。中共建政后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曾经激励了几代中国人的人心，也体现了中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 但随之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新的时代命题。苏联通过集权体制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想通过“三面红旗”实现社会主义，邓小平给社会主义注入资本主义基因，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的“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而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追求的正是制度和人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理想效果。

上文刊载于第18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4日）《一场没有八卦却被低估的会议　四中公报勾勒习时代现代化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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