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现代化”为甚么必要且重要

撰文: 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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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共四中全会会将主题设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已给出的四中公报亦是一份难懂的红头文件,极端论者甚至简单粗暴地将此视为中共为习时代歌功颂德并维持自身长期执政的既定戏码。虽然在公报之后,还有更为详细的《决定》及习近平所做的“说明”,但很多直呼“看不懂”的人已经失去了耐心。
暂且将对中共先入为主的认知偏见放在一边,将这份红头文件中一些“伟光正”的表述忽略,单单聚焦于它意欲解决的问题及更为长远的规划,比如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的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安宁,不难看出,这正是陷入治理困局的香港迫切需要的。

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抗议浪潮,无一不暴露出不同程度的治理危机。(AP)

当全球示威抗议浪潮袭来

不独是香港,发展问题和治理问题的确已成了摆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前面必须直面的问题。这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既有伊拉克、黎巴嫩、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也有西班牙、法国、英国这样的发达欧洲国家,还有玻利维亚、智利等南美国家。看看最近席卷全球的街头抗议示威浪潮,除了以上提到的国家外,厄瓜多尔、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地亦未能幸免,今年稍早时候,游行浪潮也席卷了阿尔及利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俄罗斯等。

表面上看,每场示威活动都有一个切实源由,比如香港的反修例风波是因为港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民怨、民怒;智利示威是要抗议圣地牙哥地铁加价、生活成本增加及国内普遍的贫富差距;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示威抗议则是不满西班牙政府重判多名推动加泰独立公投的政治领袖;黎巴嫩此次民众抗议则是源于政府宣布要对通过社交平台WhatsApp进行的通话征税……但其实这些表面的原因背后,既有着人们对公平、公正的渴望,也暴露出政府治理效能的严重不足。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上周日(10月27日)表示,近期全球多地发生的街头抗议示威浪潮尽管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公民与政治阶层之间所缔结的“社会契约正在受到愈发严重的威胁”。因为“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财务体系中,百姓都希望能够获得公平的环境”,希望自己的人权能够得到尊重,希望在自身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上能够参与决策。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当权者必须应对自己与百姓之间“不断增加的信任赤字”。

始终将“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放在同一天秤两端考虑的中共,眼见世界进入急速变革的新周期,怎会坐以待毙?四中全会给出的这份“中国方案”,与其说是为了中共一党长期执政背书,更准确地应是中国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出的“药方”。这一“药方”虽然目前只用在中国身上,但未来或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至少目前已提供了不可低估的可能性。

也许一些港人会认为,四中不过是在为习时代歌功颂德,只说好的方面,规避了有问题的另一面,比如四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十三条显著优势”,如果反向理解,每一个优势背后还有另一个面向的劣势,甚至是潜伏着危机,但没被提及和重视。以公报中提到的“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为例,香港的反修例示威持续近五个月,不正是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失败吗?还有什么“显著优势”可言?

没有提到并不等于不重视,用公报里面的话来说,“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由此来看,中共在铺陈优势的成绩的同时,也看到了自身的短板和弱项。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习近平在2018年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就直接提到,“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是尖锐的、严峻的。”

至于“一国两制”之成败,现在言之或许还是太早。香港回归至今不过二十二年,“一国两制”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设计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何况是在被英国殖民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身上,出现问题再正常不过。且今次四中全会《决定》中,围绕按照“一国两制”原则治理好香港、澳门提出了一系列工作任务和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港澳基本法委主任沈春耀在记者会上表示,《决定》在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等方面,都有新举措。沈春耀还特别提到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香港反修例运动至今已接近5个月,特区政府的管治危机已暴露无遗。(资料图片)

究竟该怎么解读这份红头文件才不至于走偏?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晓晖说,“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对这次全会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影响,应当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域和长远发展中来认识和把握。”如果只是将其当做是一份“歌功颂德”的红头文件,不仅未能读懂中共,也忽略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头,社会主义与“第五个现代化”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

同样是上面提到的习近平那篇刊发于《求是》的讲话,不难看出除了现时全球爆发的抗议浪潮及对自身短板和危机认识之外,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对中共的启示意义。比如为了说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和重要性,习近平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亡,谈到汉朝经历“文景之治”、汉武帝称雄后由盛转衰,一直到经历“开元盛世”的唐明皇、唱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民谣的乾隆后期……最后得出结论—回顾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史,不难看出:有些封建王朝开始时顺乎潮流、民心归附,尚能励精图治、以图中兴,遂致功业大成、天下太平,但都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导致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

此外,为了说明官员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习近平再次提及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苏联这样,用它的振兴启迪中国;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苏联这样,用它的衰败警示中国。

回到习近平刚刚上任的十八大,在“就职演说”中,这个首位在中共建政后出生的中共领导人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抛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管每个国家在走什么发展道路,能否给民众带来稳定的美好生活,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从这个维度看,习近平给出的这份有关社会主义和“第五个现代化”方案,不仅有对中国之治的经验总结,更有着对“人类未来向何处去”的思考。对陷入治理危机的香港而言,读懂其中的“术”和“道”,必要且重要。

上文刊载于第18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4日)《“第五个现代化”为什么必要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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