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湾大选．观察】勿让意识形态口水 成为庶民泪水
近期，香港街头相互对峙的局面，加上台湾2020年总统选举蓝绿 （即国民党及民进党）两党党内初选，使得“抗中”再度成为港台两地社会矛盾焦点，短时间内两地恐将持续这样的撕裂。不过，政治人物煽动意识形态对立之时，勿忘“世上苦人多”，他们的怒气与怨气不会被政治口水冲熄，只要火苗还在，将会随时反扑。
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与民进党辖下党部主委餐叙时指出，“透过民调显示，与经济相比，有六成台湾民众认为国家安全较重要。”此番话似让蔡英文对于以阻挡中共入侵、捍卫台湾民主为竞选连任的选战策略胸有成竹。
民进党只靠政治议题争选票
然而，历史明摆在眼前。远的不谈，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在蔡英文拍板定案下，民进党的选战主轴以“改革不回头，斗阵（闽南语：一起）顾台湾”谱曲，尔后更以“中国侵入”及“守护台湾民主、台湾价值”等话语作为选战后期的主旋律。
恰巧的是，该次选举民进党却碰上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形容的“百年难得一见政治奇才”韩国瑜，这位代表国民党参选高雄市长的“卖菜郎”先点破高雄“又老又穷”事实，再以“台北拼政治，高雄拼经济”、“打造全台首富”拉动选民的心，加上以简单、易懂的“货卖得出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为主轴大打“经济牌”，潜台词更主打“庶民经济”，最终胜选成为高雄市长。
坦白说，台湾选举长期以来就是观看什么样的故事让民众感动，什么样的政治人物最让民众心动，什么样的政策最让民众有感。只要政治人物能够“华丽”又“接地气”地说出这些心声，几乎都能获得选民青睐，而面对“韩流”，台湾社会也清晰地给出了答案—民进党在这次地方选举里兵败如山倒。
许多人针对民进党这次败选原因纷纷提出建言，指称是“选战策略失误”，而非“施政有误”。自蔡英文在选后任命苏贞昌为行政院长以来，处处可见台湾官员当“网红”、“开直播”，只要网民爱听，聊什么都不奇怪，就是要民进党官员“出道”接地气。由此可见，蔡英文、民进党似乎并没有真正从去年败选结果了解失败的原因。
让人民有感的庶民经济
“笨蛋，问题在于经济。”这句话在1992年克林顿（Bill Clinton）与老布什（George W. Bush）竞选美国总统期间被广泛引用，同样道理送给现在的台湾政治人物也很具时效。更具体地说，关键在于“庶民”经济，而非空泛的“经济”。
韩国瑜之所以成就“韩流”，除了个人魅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标榜“庶民”的样貌、“庶民”的经济。在去年底高雄市长选举辩论会上，当民进党对手陈其迈信手捻来各项政策数据、反衬韩国瑜仅有口号喊话时，就有韩国瑜的支持者观看到一半时哀嚎：“这样讲根本是草包。”但是，负责操盘的农会大老直白回应：“我们这边都没读书，没在理会啦。”
开票结果证明了这位在地农会大老的判断，韩国瑜不仅为国民党夺下了民进党基地高雄的管治权，更塑造了一群对他死心塌地的“韩粉”，把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外溢至其他县市。
有论者辩护，陈其迈的政策论述细致、具体、完整，加上蔡英文执政三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不仅胜过韩国，还为台湾劳工加薪三次，工业和服务业的每人每月经常性薪资去年增长2.58%，创2000年以来最大增幅。但是，一般台湾打工仔或是农渔业者把这些数字看在眼里，又是作何感想？
高雄市永安石斑鱼产销班第八班班长苏国祯曾向《香港01》表示，活鱼运输船“三年前（2016年前）有13到15条船，现在只有4、5条船”；高雄永安石斑鱼产销班第十四班班长叶圣儒则提到，马英九执政时期跟蔡英文执政时期的出口量“差很多”。总结来说，台湾石斑鱼贸易在2016年之后遭逢很大的转变，更不用提其他农渔业。韩国瑜竞选期间所提的“货卖得出去”，对这些行业的业者有多重要，不言自明。
当政府官员不断试图用经济数据解释景气已经好转、竞争力正在上扬，但民众一转身，看到的却是持续上涨的物价，个人收入不见改善，政府主管机关、专业机构发布的经济数据，民众真的“切身”感受到了吗？
“庶民经济”从韩国瑜口中说出，立刻刮起“韩流”，恰恰说明一般民众需要的是让他们有感的经济发展。当然，韩国瑜自己也成为反面教材，他在选前承诺“经济100分、政治0分”，走马上任后却是荒腔走板的“拚政治”，使得个人光环渐失、骂声四起。
庶民遭遇的经济窘境，在香港也能体悟。香港的经济民生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但回归历届政府都未能果断对症下药，医治沉疴。矛盾不断堆叠积累，造成当下的冲突。
港台一家囧 庶民的困境
香港和台湾一样曾经靠制造业跻身“亚洲四小龙”。香港能在短短几十年间由一个贫穷之地变成富庶程度并肩西方的城市，工厂工人的付出和牺牲可谓居功甚伟。
但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内地推行改革开放，逐步开放市场，再加上香港的经营成本上升，自八十年代开始，香港出现急速的去工业化，现在的香港，有近九成的劳动人口都是在服务业工作。
在昔日的香港，学历不高的人如果在工厂当技术工人，也可以赚取不错的收入，从而提升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素。但当香港的工厂关闭，大量因此失去工作的工人只能从事更低薪、被一般人视为低技术的工作，生活缺乏保障。香港政府乃至精英阶级却仍然信奉新自由主义，不思社会结构已然变化。
政府既不愿介入劳动市场，提升雇员在关乎自身权益的议题之上的议价能力，同时亦不视财富再分配为其施政目标，反而尽力控制公共开支的增长，甚至出现“综援养懒人”等的说法，令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水平愈拉愈远。
更甚的是，每当有论者质疑时，政府官员多以“竞争力”来为政策辩护。换句话说，香港社会精英信仰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官员强调的经济政策，其实已脱离了庶民。
也因此，不管香港竞争力多跃进、经济数据多漂亮，被遗忘的庶民都无法感受，而这般经济生活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不满，逐渐累积、爆发，既然在经济民生层面无法获得及时、直观感受的解决，“雨伞运动”、“旺角骚乱”、反“逃犯条例”修订等就成了庶民最佳宣泄出口。
民众需要政府更贴近自己
事实上，庶民经济老早就不是新鲜名词，全世界有许多国家早有先例，甚至已经将其编列成为政策执行时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听在港台民众的耳里，想必格外讽刺。
港台年轻世代面对“低薪”等问题仍然严重，其实是陷入了所谓“高收入陷阱”，意思是一些富裕经济体经济成长饱和，无法再有突破。具体来说，当经济增长趋缓、工资冻结多年、收入差距严重的情况下，受伤最重的往往是年轻人与基层劳工。这样的社会状态衍生的高房价、低生活品质，导致年轻人愈来愈晚婚，结了婚也不愿生小孩。长远而言，将使社会无法健康发展。
人们总希望执政者更加贴近基层庶民的经济生活，关心中小企业的需求，了解社会底层的生活样貌，而“庶民”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更未必是量化、直线性的诠释。
比方说，生活形态的改变。台湾这几年来有各具风格的民宿林立，有特色的餐厅受到大家欢迎，愈来愈多人选择回到或创造自己喜欢的生活环境，用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这也是另一种庶民经济的体现。问题是，有多少人有勇气去实践？
摊开现今台面上的政治人物的表现，不是屈服于商界，就是意识形态判断为先，所提出的经济民生政策要么乏善可陈，要么只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无法落地。
从政者有必要认识到，漂亮却脱离现实的数字，对普罗大众是没有意义的。还是该回归庶民的生活、庶民的经济，促使政府全面地贴近每个群体的需求，擘划长远且符合现实的政策，否则无助化解深层次的结构矛盾。
上文刊载于第16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24日），原标题为《勿让意识形态口水 成为庶民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