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论：将胡耀邦交由历史让人民评判

今年是胡耀邦去世30周年，30年前因胡耀邦去世公众进行自发纪念，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迄今为止，这个事件依旧高度敏感与政治化，相关研究在中国内地仍属禁区，每到胡耀邦忌日前后，北京都要紧绷神经，在台港与海外社会则会有人主动发起纪念。胡耀邦也因此在中国政坛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名词，任何有关他的回忆文章或纪念活动总能引发舆论关注，并激荡起和“六四”有关的反思与讨论。多维发表社论指出，将胡耀邦交由历史让人民评判。

一个人和一次事件的影响能够如此深远，在三十年内一直未能“安息”，使得一个已经执政七十年的全球最大政党还有这种安排，在一个已经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崛起大国内部还能引发这样的波澜，必然有其内在原因。事实上它反映出人们要提醒中共，这里还有未完成的工作，或是未想通的问题，要让胡耀邦和六四事件得到“安息”，就必须用更开放和现代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胡耀邦是后文革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共的总书记，在当时的社会大转型中，他扮演过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支持下，他在平反冤假错案，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都站在最前面；为打破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困局，在人事、政治路线和思想启蒙上，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他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又身先士卒，参与到了各种经济建设的决策和推进实施。在这一段风风火火的时期里，他的担当、开放和开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人们后来纪念他的最重要原因。

但也正是这种开放和开明，或者说是政治上的稚嫩与单纯，让他低估了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的复杂性，意识不到自由主义借著对文革和封建专制的批判而自我膨胀的风险，为后来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埋下了伏笔。他受到党内的指责，更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撤职。再后来，间接因为他的去世引发了六四事件，北京城在1949年后第一次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他也因此而在去世后被置于历史评价的两个极端，赞扬他的人将他视作民主开明的图腾，每逢六四都要把他请出来“膜拜一番”；批评他的人，则认为是他对自由主义的幼稚认识导致后来的悲剧，甚至认为他要对六四事件负起责任。

我们认为这两种评价都包含了太多偏见。今天赞扬胡耀邦民主开明的人，其实并不尽然都是赞扬他，有很多其实是在借机发泄对中共的不满，依然是借胡耀邦来宣传他们自己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或是在试图否定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同样，另一些批评胡耀邦的人，也有不少根本就是原教旨共产主义 “毛左”，他们批评胡耀邦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推卸责任，要么是为了否定改革开放，寄望中国回到原教旨共产主义的“老路”。这两批人无论是在赞扬或批评胡耀邦，都脱离了对胡耀邦和那段历史的客观认知。

事实上，胡耀邦是一位忠诚的中共党员，即便是被“元老们”以不合程序的方式拿掉总书记职务，他还是以共产党领导人的纪律性接受了组织安排。作为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念头。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评价胡耀邦“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做了大量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

胡耀邦对文革的批判和对毛时代路线的纠正，在本质上是为了巩固而非否定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中共将他和赵紫阳区别对待，在今天仍然纪念他的主要原因之一，想举著胡耀邦的遗像否定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合法性显然是找错了帮手。

与此同时，将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滋生、甚至将六四的发生都归因到胡耀邦身上，也是不公平和不符合事实的。在文革之后，面对中西方发展差距和文革造成的灾难性混乱局面，伴随著国门初开，批判的思潮风起云涌，自由主义萌生并对中共制度和文化进行否定性批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它是当时中国对毛时代晚年共产党执政所犯错误进行集体反思的体现，知识分子只是走在了最前面，有一些甚至是过了头。

胡耀邦或许是性格比较直率，能打能冲地走在了改革最前面，又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党内政治路线斗争的尖锐程度，成为了党内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牺牲品。但将他说成是自由主义的教父，显然是没有客观认识文革后中国社会的思想状态和当时国内外政治的复杂性。

至于六四，原因就更为复杂，它有反对中共和反体制力量的结合，有反贪污反官倒的力量，有对经济和通胀的不满，有打砸抢的成分，还有自由思潮泛滥下知识分子们对中国未来的浪漫期待，同时也和当时两种制度与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消长密不可分，将一个在胡耀邦去世后爆发的事件归因到他身上是一些人无法正确认识时代变化的表现。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判，必须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中去审视，要看到当时的历史环境，看到他在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要在不断进步和变化的历史中，给他们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就好像对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以及对六四前和六四后改革开放的评价，除了要历史地看，还要辩证地看。在这个问题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只是印在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应该真正成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工具。

如果以这样的工具来认识，胡耀邦当然应该被纪念。因为在中国社会走出文革的转型阶段，他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启动时期他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不仅如此，他进行改革开放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对今天来说也有启发意义，在中国正进行社会转型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有这种人和精神。他在结束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展现的开放与开明，对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和去专制的中共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启迪。对中共来说，不仅要在物质和制度上确保这个国家持续朝著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还要在治理文化上尽快完成建设开放和法治的社会。

胡耀邦的去世是国家的损失。由他去世引发社会纪念，后来发展为学生运动，在各种力量和政治斗争介入后导致六四的发生，让中共和绝大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未能从这个事件的阴影中走出，则是一个悲剧。对胡耀邦个人来说，不管他生前愿不愿意，后人都把他和六四捆绑在一起讨论。一说到他，人们就会想到六四，一说到六四，也会想到胡耀邦，这就意味著如果想让胡耀邦在政治上复归他应有的位置，也必须用一种开放和现代的态度和定义来评价六四。

中共可能要反思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认同它对胡耀邦所做的评价，但它对六四的看法却依然无法让大部分知识分子接受。如果说在当时因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还存在一种政治策略的问题，那么现在随著中国崛起，这样的问题就不应该继续用旧的方法处理，继续回避那些不同的声音并不会让它消失。

与此同时，对一部分曾经参与六四和那些仍对胡耀邦和六四念念不忘的自由主义者们，也要看到在胡耀邦和六四之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要再用狭隘的意识形态将一些错误的想像附加给胡耀邦和六四。

中国能从一个贫穷落后到经济濒临崩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饱受质疑的国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又朝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一方面既有胡耀邦和六四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在吊诡地对胡耀邦的某些政治认识以及六四所代表对改革的某些错误看法构成了事实上的批判。

六四和六四之后中国不断崛起的事实除了提醒中共，还提醒那些以当年苏联解体为中国榜样的人，只要不犯苏联的专制和错误，中国完全可以走出和苏联和东欧不一样的命运。在中西方制度和文明互相融合竞争的当下，在自由主义正被质疑的今天，再以自由主义来推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轨迹，早晚会像“历史终结论”一样被羞辱。 历史还在不断滚滚向前，只有经历过历史的检验，一个人是否伟大才会显现。所以，胡耀邦是否伟大，应该继续交由历史让人民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