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共扫黑乱象频生　除恶不可走向“扩大化”

内地“扫黑除恶”如火如荼，同时亦在基层出现诸多乱象。追本溯源，由上而下的运动式“扫黑除恶”不断进展，出现“泛政治化”和“扩大化”两大值得担忧的倾向。“泛政治化”属于运动性质方面，原本不属于“扫黑除恶”的公共治安问题，都被一并被划归这个政治运动；“扩大化”则属于运动手段方面，官僚或为任务达标，或为邀功充数，不时踏进灰色地带，采取有争议的行动方针。
如果放任这两种倾向不管，必然会导致舆论质疑“扫黑除恶”的合理性和有效程度，也不难想像会削弱中共的管治威信。

精神病患者被列为监管对象

在“泛政治化”影响下，最近陆媒便频频报道，“扫黑除恶”走向偏锋极端：湖南湘潭市雨湖区将“失独家庭”和“重性精神病患者”列为监管对象；江苏苏州相城区渭塘镇则将网传文章充当“扫黑知识”，搬字过纸，将医生排在“中国10大黑心企业”之首。在这两个例子中，相关部门分别把医疗福利和监管问题，划归为“扫黑除恶”问题，同样都是乱扣帽子以敷衍塞责。

尤有甚者，“泛政治化”倾向下，有地方政府以“扫黑除恶”为尚方宝剑，套落社会矛盾之中，作为动用强力手段的口实，例如江西上饶广丰区为迫使民众“迁坟”，居然以“扫黑”查办相要胁，官民协商遂变质为官僚威迫，做法竟与“黑恶势力”无异。另外亦有搞笑胡闹者，如贵州贵阳市将写著“坚持打早打小，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标语横幅，悬挂在幼稚园门口，引来坊间嘲笑和批评。

当一切社会问题都被塞进“扫黑除恶”的袋子里，“泛政治化”令运动性质荒腔走板，轻则沦为笑话和空洞标签，重则被酷吏贪官操控为滥权工具，以至“扫黑除恶”反而滋生黑恶。

“动员群众”举报恐弄巧反拙

至于运动手段的“扩大化”，“动员群众”可以说是最佳例子。据《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公众号“政知见”报道，这做法最早源自去年河南栾川县，陆续为其他地方政府采用，到了近月更有省级机关仿效，例如贵州省卫健委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呼吁群众提供“涉黑涉恶违法线索”。江西九江市、云南怒江州公安局和吉林监狱管理局更推出奖励计划，鼓励群众举报黑恶势力。

基层政法系统力量有限，无法全面追踪黑恶势力，因此期望通过鼓励民众举报，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迄今为止，陆媒都以正面语调报道“动员群众”，但这种手段又必然可取吗？“扫黑除恶”的基层乱象已被广泛报道，暴露不少地方机关有“泛政治化”迹象，自行扩大“黑恶势力”的定义；在如此情况下，若果再容许其运动手段的“扩大化”，策划“动员群众”，恐怕会触发另一波乱象。

对于“泛政治化”与“扩大化”两大流弊，中央机关似尚在摸索适宜界线，如早前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推出指导文件，详细定义恶势力、套路贷和软暴力，便意在制约“泛政治化”倾向。至于“扩大化”问题，以反腐为参照对象，大概“扫黑除恶”也会由“运动式”演变为“制度化”，清除执行上的“灰色地带”：哪个机关有权“扫黑除恶”？根据哪一份规章和法律？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