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钦定”多项国家战略 　透视“蓝图”下改革坐标轴

被喻为中共今年“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之一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上周一（11月5日）于上海开幕，上海官方媒体报道称，进博会是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推动”。近年，三个“亲自”往往出现于内地官员和官媒有关各项国家战略的讲话和报道，背后除了反映习近平“钦定”下对各项国家战略的重视，亦可看到中共领导层如何设计中国改革蓝图。上海官媒对进博会的报道，原话来自7月27日进博会倒数100天之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冲刺100天，决胜进博会”誓师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胡春华是此次进博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他在动员大会上指“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推动的”。撰文：张岩

相关措辞外界应该不会感到太陌生，因为就在进博会开幕前不久，习近平亲赴珠海主持港珠澳大桥通车仪式时，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有过一番类似的表态，当时韩正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如果说十八大后习近平一再强调“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口号，那这些“钦定”的项目就是他“改革蓝图”的重要坐标轴，认清这些“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项目，也就能够认清习近平和中南海是如何规划中国未来改革走向。

大湾区、雄安新区均为重点

除进博会和粤港澳大湾区外，被指是习近平“钦定”的中国国家战略尚有雄安新区、海南自贸区，以及扶贫攻坚战等。

2017年4月，官媒公布雄安新区成为国家战略，也被形容是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部署的一个历史性工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安排”，习近平被指对雄安新区“倾注了大量心血”。刚公布整体规划方案的海南自贸区，海南官员也称之为“习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另外，“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新华社在今年5月的一篇纪念“一带一路”提出五周年的长篇文章中，亦称此战略为习近平“亲自谋划和部署推动”，并称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总设计师”。另外，作为习近平主要政绩之一的扶贫，也被称为是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督促”。

习近平在进博会开幕礼上高调宣布的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计划，也被指是习近平早前“在浙江、在上海工作时亲自部署和推进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据大陆媒体披露，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主动接轨上海、对接江苏，还率先提出建立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离开浙江转赴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时，习近平被指仍“一如既往高度重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综观种种提法，只是措辞上略有差别，所表达的都是这些国家战略的极高规格和政治分量。实则，如果外界抛开中共政治语言的限定，中国当前的诸多改革战略虽然未必用三个“亲自”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但仍透露出习近平本人操刀的色彩。

“钦定”的政治意味

雄安新区作为拉动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枢纽”、大湾区重启中国南部改革开放，南北相得益彰；海南自贸区作为金融领域开放的试点，进博会则是贸易的标杆，虚实相互配合，再加上打通这一切的“一带一路”规划……习近平“钦定”背后，是他及这一届中共领导层对于整个中国改革蓝图的设计。

在中共政治愈来愈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之时，习近平的“钦定”意味着对中共官员和资源的最大调动，落实这些战略也成为中共众多改革事务中的优先选项。故此，“钦定”的事项往往形成强而有力的漩涡，对中共人事和财政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而且，习近平“钦定”的国家战略，在人事安排上都保持高层级，在中共党内和国务院均有跨部委的议事协调机构负责专职推动这些战略落地。

例如此次进博会，中国政府专门设立进博会筹委会，由胡春华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商务部长钟山、上海市市长应勇等均担任筹委会委员。中共宣传部、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中央银行、海关总署等各部委都有副部长级高官担任筹委会成员。另外，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粤港澳大湾区领导小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前三个均由韩正领衔，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则由胡春华担任。

地方层面，雄安新区所在的河北省设立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担任，省长许勤任第一副组长。雄安新区工作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则作为河北省委、省政府派出机构，托管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区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涉及两岸三地“一把手”，广东省委书记李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澳门特首崔世安都是大湾区领导小组成员。

“钦定”也意味着财政上的大手笔。以扶贫为例，2018年，中国安排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高达近1,100亿元（人民币．下同），比往年增加200亿元，自2012年以来，年均增幅均在10%以上，高于同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至于雄安新区的投资规模，据中国媒体披露，单是今年总投资规模将达3,000亿元。其中超过2,300亿元集中在铁路、公路、排水、生态修复、拆迁安置等基建方面；约600亿元集中在重大产业项目上，包括建设信息产业园、智能车联网示范区等。还有约120亿元用在公共服务类投资上，主要包括数据平台、学校、医院等项目的建设。

花费更多的是“一带一路”，据摩根士丹利估算，未来十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直接投资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3%，总计金额达到1.2万亿美元。这种估算未必准确，但其投资规模无疑极为庞大。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专项贷款，用于支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国家开发银行人士亦预计，未来五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商品总额将超过２万亿美元，投资额将超过1,500亿美元。

习近平“钦定”多项国家战略，似乎是中共当前强调“一把手责任制”的终极表现。习近平在中共一次深化改革的会议上指，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抓改革的关键，要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当然，习近平是中国的“一把手”，由他亲自安排推动一些重大事项的改革，确实有利于打破改革所遇到的利益藩篱，将改革推向前进，特别是经历胡温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弊端，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确实需要一位有改革魄力的担当者，来承担将改革推向前进的艰巨任务。

激发地方潜能成挑战

不过，凡事均有两面，从另一角度来说，在中共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之下，地方层面似乎愈来愈丧失改革的主动性和魄力，愈来愈多官员选择观望、等待，等着中央政府给优惠政策、定改革调门。有时这也是地方官员自保之策，因为一个试错的过程，必须付出代价，如果由自己主导的地方改革出现了失误，造成别的官员和公众的不满，甚至引发治安事件，就有可能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另外，如此大刀阔斧、由上而下的改革，关键在于地方层面的落实。而在中共现行的政治高压之下，地方政府为做给上级看而埋头苦干，却忽略了地方实际情况和程序公义，使得外界难免有运动式改革的观感。当然，中国政府官员强调以习近平作为改革者亲力亲为的形象，一方面是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向政治核心表忠。不过有时事情会转向另一面，反而破坏了最高领导人改革者的形象，或者成为地方改革中出现问题后，地方官员卸责的手段。

有分析指，习近平在两次视察中，确定北京市作为首都的城市定位，但北京官员去年底执行此理念时，却接连引起争议：运动式清理违法建筑、为“亮出天际线”而集中清理招牌、驱离“低端人口”等。北京市政府在其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开篇即指北京市城市定位为习近平亲自确定，并曾亲自听取总体规划汇报，被舆论质疑是推卸责任，拿习近平当挡箭牌。

因此，中共经济政治改革能否成功，在强调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同时，亦应考虑向地方政府放权，激发地方政府的改革潜能，把运动式改革扭转成制度建设，增加体制活力，如此方是中共改革能够持续下去的方法。否则，单靠一把手“口号式呼喊”和依赖政治高压强推，难免再现人走茶凉的窘境。

上文节录自第13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12日）《习近平“钦定”多项国家战略 　透视“蓝图”下改革坐标轴》

浏览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敬请留意11月12日出版的第137期《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您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