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重回中国传闻惹热议　北京与矽谷各取所需

自2010年起停止中国版搜寻引擎Google.cn运作的美国科网巨擘Google，最近传出有重返中国内地市场的意愿。有报道指，Google正在筹划一个针对中国市场的搜寻引擎项目，代号“蜻蜓”（Dragonfly）。中方对此摆出欢迎的姿态，美国人则对Google这种“自我阉割”式的做法不满。撰文：王雅

暂且不理Google重返中国一事中有关言论自由的讨论，就事件发生的时机来看，反映出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仍希望对以Google、Facebook为首的矽谷企业开放大门，要求他们遵守北京的规则。同样，矽谷企业也希望能够再一次进入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特供版Google”真有其事

据美国CNBC报道，上周一（10月15日）在洛杉矶举行的《连线》杂志25周年峰会上，Google行政总裁皮柴（Sundar Pichai）承认为中国定制“特供版Google”。报道指这一计划目前归属于Google的“蜻蜓计划”，最早于今年夏天由新闻网站The Intercept爆出。The Intercept当时披露该项计划自2017年春季开始，并在该年底皮柴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会面后加速。

在峰会上，皮柴认为Google可以提供比中国现有服务更优秀的体验，譬如在医疗资讯搜索领域。他更以癌症治疗的搜寻内容作例子，明显是在与医疗资讯搜索领域口碑极差的百度对比。皮柴还透露，Google几年前已开始重新评估当年退出中国的决定，现在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好、很有创新力的市场。

Google在2010年撤出中国内地，一度在中美引起极大关注。当年3月，由于中国政府“非常明确地指出，自我审查是不可协商的法律要求”，Google与中国政府谈判失败。2010年3月23日凌晨，Google总部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内地市场。其时，Google对长久以来要配合中国政府的审查相当不满，一直消极执行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同样的困扰也出现在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和Twitter身上，法律、审查、技术、言论自由等复杂因素，导致迄今仍有几家重要的美国矽谷企业尚未在中国内地全面铺展业务。

中美舆论态度截然不同

Google希望重返中国内地的消息在中美舆论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和中国网民对此都表示欢迎，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更在Twitter、Facebook等平台发文表示欢迎Google的回归，前提是对方须遵守中国相关的法律。中国本土最大搜寻引擎百度行政总裁李彦宏则喊出“如果Google回来，非常有信心再赢一次”的口号。

美国却是另一种气氛，消息一出，就有14家国际人权组织向皮柴发联署信，敦促Google不要向中国政府提供审查版引擎服务，认为Google此举是在打压和监控中国网民的言论自由。《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逾千名Google员工对公司秘密开发特供版搜寻引擎不满，称这项计划引发了“严重的道德问题”，他们联名写信要求公司扩大透明度，以便让员工了解他们所从事工作的道德后果。

此外，六名美国议员发表联署信，要求Google解释事件，并反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遮罩”或审查网上内容，以此作为进入市场的条件。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本月初在一场关于华府中国政策的讲话中，表达了白宫对Google这一专案的忧虑：“Google应立即终止‘蜻蜓’的开发，该项目将加强共产党的审查，并损害中国消费者的隐私。”

希望进入中国的矽谷企业不止是Google，Facebook近年也一直表达出拓展中国内地市场的意愿，创办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为了争取进入中国市场四出奔走。2016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便曾在北京会见朱克伯格。

事实上，Google和Facebook等矽谷企业正积极从不同途径敲开北京大门。2017年初，Facebook低调授权中国公司“有格互联网科技”发布一款名为“彩色气球”（Colorful Balloons）的图片管理应用程式，该程式实际上是Facebook图片管理应用程式“Moments”的中文版。同样，Google去年12月宣布将在北京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并指微信游戏小程式“猜画小歌”、档案管理工具“Files Go”及Google翻译等应用程式得到中国当局许可，可在中国发布。北京和矽谷互相靠近，展现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矽谷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矽谷。

矽谷无法拒绝中国市场

矽谷需要中国的道理很简单，对于矽谷而言，中国是一个大到无法放弃的市场。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底，内地网民达7.72亿人，人均每周上网27小时，其中手机网民新增5,734万人，达7.53亿人。移动社交应用程式方面，近半用户每日使用3次以上，80%用户更每天使用1小时以上。网上支付方面，截至去年底，内地网上支付使用者达5.31亿人，其中手机支付使用者规模增长迅速，达5.27亿人。这些数字对于一众矽谷科网巨企来说，是一个难以拒绝的“蛋糕”。

美国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Tesla）行政总裁马斯克（Elon Musk），就成为了第一个“吃蛋糕”的矽谷大佬。今年7月10日，他与上海市政府签署协定，将在上海临港地区独资建设集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身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工厂计划在二至三年后建成，可生产50万辆纯电动汽车。此举令马斯克成为今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宣布“下一步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限制”后，首位踏进中国大门的矽谷企业家。此后两天，马斯克先后与上海市长应勇、北京市长陈吉宁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面。

另一方面，北京的领导者此时此刻也急需矽谷的帮助。这种帮助来自两方面，首先是技术层面的。尽管中国已经产生了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庞大互联网企业，但在技术革新和经营理念上，中国企业仍需向美国人学习，这是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有清醒认知的事情。王岐山就曾经说过，中国长达百年的衰落是因为“闭关锁国”，国家的发展需要改革开放，因此北京一直希望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关上。今天北京让美国企业继续进入中国，也是践行这种开放和全球化精神。

可成中美关系缓冲器

中国需要矽谷的更现实意义，则是在中美贸易战之际，北京需要矽谷在他们与白宫之间扮演桥梁角色。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西方舆论中有一个观点极为盛行，就是曾经在中美之间扮演重要角色、对华态度温和的美国华尔街金融高管，在白宫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北京很难与华盛顿实现行而有效的沟通。

华尔街一众大佬曾因为希望继续在中国做生意，以及与中国官员的私人友谊，成为白宫对华友好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中国降低贸易壁垒的努力面临严峻的政治阻力时，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飞往纽约，与金融和商界领袖直接会晤。高盛（Goldman Sachs）和大型金融集团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的高管敦促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中国达成协议。克林顿最终照做，中国也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只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白宫内挤满了对华强硬的鹰派，华尔街过去行之有效的关系、公式，突然就行不通了。华尔街的影响力渐渐衰弱，矽谷对白宫政策的影响力却是此消彼长。在过去十年，美国最大的五家科技公司都带着“游说资金”来到华盛顿，花钱比华尔街还大方。据统计，2016年，Google、Facebook、微软、苹果和亚马逊在华盛顿游说事业上花费近4,900万美元。

除了游说开支，“软实力”也成为矽谷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工具，这主要包括资助智库、研究团体，以及在各大政治团体和民间团体游说的交易机构。此外，如同“华尔街旋转门”，矽谷和华盛顿之间也建立了一套运行灵活的“旋转门”，让矽谷的高级工作人员和高级政府职员源源不断地交替上岗。据《彭博社》报道，Google在2016年雇用了183名曾在奥巴马政府工作的人员；相应地，58名Google人员曾在华盛顿任职。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资料，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im Cook）和微软创始人盖茨（Bill Gates）都曾在民主党前总统参选人希拉里的副总统人选名单上。

因此，如果北京需要重新在华盛顿找到盟友，为中美关系找到缓冲器，矽谷企业绝对是好的选择。这班互联网的“信徒们”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包袱，往往比白宫政客更信赖全球化，共赢的意识也比特朗普身边的鹰派们更为强烈，知道两国民众所求。至于这些矽谷企业进入中国所面临的企业原则、言论自由、当地法律等的挑战，或许不是一个能够简单解决的问题。不过，只要彼此愿意谈和妥协，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上文刊载自第13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22日）《Google重回中国传闻惹热议　北京与矽谷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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