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向墨被逐】新冷战气息至 “寒蝉效应”势席卷海外华社
本月7日,有新闻爆出居于澳大利亚的中国富商黄向墨回国期间,被澳大利亚政府通知其入籍申请被驳回,连同其居留权也被一并撤销。据悉,澳大利亚政府是在本国安全情报组织(ASIO)建议下,以黄向墨“个人声誉不良”等一系列理由,做出相关决定的。
近年来,关于中国干预澳大利亚政治的传闻,早已在各大主流媒体发酵,并引发政党间激烈辩论。但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将旅居当地多年的华人驱逐出境,仍引发华人社区震荡。
现年五十岁的黄向墨于2011年移居澳大利亚悉尼,其建立的玉湖投资集团属当地大型地产开发商,在悉尼、墨尔本、黄金海岸等地投资多宗建案。黄也是当地著名亲北京侨领,其领导的“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华社中也具备一定影响力。与此同时,黄向墨也积极参与澳大利亚公共事务:据报导,他共向澳大利亚两大党捐款约270万澳元,同两党政要关系熟络。
树大招风,黄向墨2016年首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当时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邓森(Sam Dastyrai)在国会内多次就南海问题提起质询,并主张“中国有权捍卫自身边界,他国不应该干预”。一年后,邓森被发现收受黄向墨的捐款,随即引发渲染大波。他不仅在党内压力下辞去副党鞭一职;在执政自由党政府的压力下,他更被送往国会特委会调查,终因难顶压力,辞职离开参议院。
此后,黄向墨便被作为“中共代理人”的代表,引发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渗透”的大讨论。从前总理特恩布尔(Turnbull)用中文呛声“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到国会通过《反外国干预法》;再到如今驱逐黄向墨,澳大利亚对“中国渗透”的反制行动正一步步增强。
法治让位于政治
对当地华人来说,最恐惧的是“反制”的不确定。
在《反外国干预法》通过之前,海外捐款一直合乎澳大利亚法律;加之黄向墨本为富商,其捐款大多为本人财产,并非“中共统战部给予”,澳大利亚国安单位更难以此入罪。而正如黄本人接受大陆《环球时报》采访所说:他担任会长的统一促进会主张“和平统一 一个中国”原则,同澳大利亚政府官方立场吻合,若以此作为驱逐条件,更于理不合。
但另一方面,由于黄向墨仍持有中国国籍,根据国际惯例,澳大利亚政府依法可在否允许其入籍,或延续其绿卡的问题上,拥有相当自由裁量权。如同早前马凯(Victor Mallet)被香港入境处拒绝工作签证申请无需给出特定理由,堪培拉方面也不用列清黄向墨“罪状”,便可将他扫地出门。
合法遇上合法,剩下的便是政治问题,但一般人难认清澳大利亚政府的底线是什么,只能感知到澳大利亚政府对国内“亲中势力”的不满。若游说支持中国南海政策属于“个人声誉不良”;侨团在“十一国庆”时组织游行;或接受中国使领馆资助,在大学内组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恐怕也会惹上相同结局。
中国是唯一箭靶
换一个角度想,澳大利亚政府的目的便是制造这样的“寒蝉效应”,警惕居于澳大利亚的华人“不要再帮中国说话”。
对澳大利亚立法者而言,若要从法律上收紧“中国声音”或“中国资助”,一方面必然伤及言论自由的底线,另一方面也将令盟友利益受损。若一视同仁,澳大利亚犹太人团体便不能游说政府支持将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日本游说团队不能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同日本保持更紧密防务联系,这样的代价显然过高。
但若只针对中国立法,势必将中澳关系推向风口浪尖,引发北京的全面报复。去年4月,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欲赴中国出席展会时,曾一度被中方拒签;去年11月,中国又对澳大利亚大麦展开反倾销调查;而在今年1月,澳大利亚籍的中国异议作家杨恒均又在中国被捕。堪培拉也对中国可能的报复充满顾虑。
对任何国家来说,现实中的安全忧虑远比口头上的民主精神来得重要。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随即隔离了加州数百万日裔居民,将其投入内华达沙漠的集中营中。随著中美间矛盾愈发突出,同属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澳大利亚及加拿大也相继“站稳立场”,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虽然如今局势未如冷战初期麦卡锡主义般风声鹤唳,但对“亲中华人”的攻击只会越来越多。
对华焦虑何来
相对于美国,澳大利亚并无同中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压力,也没有特朗普这样的“狂人总统”上位;而在经贸关系方面,201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约为415亿美元,而从澳大利亚进口金额则高达948亿美元,澳大利亚作为顺差国,更没有美国那样“不公平贸易”的怨念。为何澳大利亚对“中国渗透”如此紧张?
19世纪开始,“白澳”观念甚嚣尘上,澳大利亚被视为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国家,而其他登陆的黄种人及黑人则被视为二等公民。同美国类似,澳大利亚的排华措施直到上世纪中才告终。19世纪时,不少澳大利亚白人担心“清政府会以来澳华人为工具,将澳大利亚乃为自己的殖民地”;如今担心“中国通过华人渗透澳大利亚政治”的忧虑似乎异曲同工。
与此同时,相比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华人以90年代后来自大陆的新移民为多。相比二代或三代移民,他们成长于一个强大的中国,先天中“热爱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难被磨灭。作为移民国家,澳大利亚人或近或远都来自第三国,但均将澳大利亚视为自己认同的国族。当澳大利亚社会已积极讨论废除国旗上的英国象征时,一群不谙英语的“澳大利亚人”举著五星红旗招摇过市,在本地人看来也不是个滋味,更会因此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
如同雨伞运动后,香港社会将对北京政府的不满投射到内地人身上。如今澳大利亚华裔正越来越承受本国人对中共的嫌恶情绪。目前看来,这样的趋势似乎难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