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挨打、流产、监控生活也不离婚　社工叹无奈：她们无处可去

编按：家庭暴力（家暴）的恐怖，在于受害者多为女性及孩子，而且受着种种有形无形的制肘，使得她们多只愿哑忍，不敢将事情公开。以下为一位社工在跟进家暴案例多年后的感受，让大家会对家暴及受害人心理有多一份了解。

周红萍从2009年成为社工以来，一直在深圳从事家暴防护相关的工作。11年的时间里，她和团队每一年要长期跟踪30个左右存在家暴的家庭，每年接待的家暴防护咨询超过360人次。在她接触的家暴案例当中，2成受害者是孩子和老人，8成发生在夫妻之间，其中夫妻互打占20%，剩下80%的家暴案例，受害者都是女性，“我在工作中，没有遇到丈夫是受害者的情况”。

在从事家暴防护的专业助人者中，像周红萍这样坚持10多年的并不多，“感觉在全国大概有几十个人”。能坚持这么久，在于这份工作给予她们的巨大价值感。

周红萍也有精疲力尽的时候：

“你觉得最累的时候，就是她明知道有危险，还要回到那个家，你明知道她有危险，也不得不让她回去。因为她无处可去。”

有关家庭暴力的6件事（按图了解）：

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殴打

2009年成为社工不久，一位骨瘦如柴的女人走进了周红萍的办公室，这是她接待的第一位家暴受害者。求助的女士是一位海归，16岁就考上了大学少年班，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工作履历也非常光鲜。她的丈夫出身于高干家庭，受教育程度不低。

踏出求助这一步时，家暴已经发生了半年多。 步入婚姻后，夫妻俩都不懂得用理性方式，来处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两人吵到激烈处，就开始互相殴打对方。 在求助女士的原生家庭里，爸爸就会打妈妈。这也是家庭暴力的共性之一，在家暴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习得用暴力去处理冲突。

既是施暴者，又是受暴者，这位女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她患上了重度抑郁，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体重不断地往下掉。

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农村才是家暴的高发地区。城市家庭，尤其高知家庭，家暴发生的情况应该较少。

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周红萍接待的女性受害者中，没有固定工作的流动女性，与知识水准较高的女性，大约各占了一半。“当然，流动女性主动求助的意识会相对弱一些，有一定的隐蔽性”。

“之前的一个研讨会上，我听到过一个反家暴组织公布的一组资料，城市家庭中有27%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农村这个比例约为30%，相差其实并不大。所以家庭暴力，不是以知识水准高低来判断的，而是是否懂得情绪管理、懂得非暴力沟通，以及心理方面是否存在一定问题。”

周红萍接触到的案例当中，走到求助这一步时，受暴者一般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家暴。面对暴行，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选择报警，这是来自全国妇联的一组资料。

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加上未公开家暴史的人群，实际情况会比这更严峻。平均每7.4秒，就会有一位女性受到丈夫殴打。

2016年3月1日，我国首部《反家暴法》实施。根据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2020年2月发布的《反家暴法》实施四周年监测报告，2016年3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这46个月内，中国境陆媒体报导的家暴致死亡案件942起，导致至少1214名成人和儿童死亡，其中女性占了75.78%。

家暴带给受暴者的，不仅是身体伤害与生命威胁，还有精神上的痛苦。不少受暴者，都会像这位元海归女性一样，患上或轻或重的心理疾病。

“尤其是孩子，遭受家暴，或者目睹爸爸打了妈妈，都会受到一定的心理伤害。家暴带来的伤害，并不会因暴力停止就自动愈合。“疗愈需要专业的陪伴和心理辅导，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在广东省今年10月1日实施的反家庭暴力办法中明确规定，目睹家暴的未成年人也是家暴受害人。目睹家暴的孩子，外在表现上，相对于被家暴的孩子没有那么明显，“但也有不少信号，沉默，容易害怕，会出现行为倒退，比如原来不尿床又尿床了。孩子不敢跟施暴者靠近，想保护妈妈但是无能无力，自责又担心，情绪非常复杂。”

被家暴的孩子，很多时候情况要严重许多。

在一次家暴防护的宣传活动上，一位妈妈带着8、9岁的女儿向周红萍求助。孩子的爸爸在深圳一家知名工厂做主管，工作压力很大，对女儿期待又很高。一旦孩子达不到要求，爸爸就会打她。

“找到我们的时候，孩子由于家暴导致的精神压力，已经出现了心梗、呼吸困难的问题，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心理问题的躯体化症状。”

周红萍还接待过一个孩子，同样是被爸爸家暴。妈妈陪着来找周红萍做咨询的时候，孩子除了呼吸不畅、心梗等生理障碍，一周有时候都不能排一次便。

“我先给孩子做了相关的测试，但测不出来他被爸爸打过。这是个聪明的孩子，在无意识地保护爸爸，“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孩子觉得爸爸安全了，他的家才是安全的。”

随后，周红萍拿出一张纸，让孩子自由绘画。大约半小时后，孩子完成了画作，画面上的场景让周红萍心痛——好几张凳子东倒西歪地飞在空中，桌子也悬浮在半空，桌面上的饭碗、碟子、盘子里的食物，都撒了出来，“就是一个家暴现场，房间里还画着一个马桶，马桶盖是盖着的”。

“孩子的记忆不会掩饰，他画出了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让周红萍感到惋惜的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其后的定期辅导中从未出现过。不过，最后的跟进结果还不错。通过疏导，以及妈妈在家庭里的协调，两个父亲都停止了暴力行为。 孩子们的身体也很快恢复了正常。

“不管怎么说，子女遭遇暴力的情况下，父母还是愿意为了孩子去改变的。”

家暴不会自动消失

在大多数家庭暴力中，不管是丈夫打妻子，还是家长打孩子，大多处于家暴后和好，和好后再家暴的迴圈之中。

“在理论上，家庭暴力分为压力期、暴力期和蜜月期，循环往复，发展到最后，蜜月期消失，只剩下压力期和暴力期，家里已经没有多少温情可言了。没有专业人员介入，家暴是很难自动消失的。”

家暴一般分为控制型和非控制型。在周红萍的职业经历中，控制型家暴占了大多数。

非控制型家庭暴力，一般由家庭纠纷引发。比如夫妻争吵，激怒之下动了手，如果不加以介入，家庭暴力也会越来越严重，陷入暴力迴圈。这一类施暴者，大多是因为某件事情发生了冲突，出于愤怒动了手。

控制型施暴者不同，“只要你不听我的，我就打你，老婆和孩子都有可能成为施暴对象，甚至有些还会打别人。他需要控制别人，来获取安全感。”

在周红萍介入的案例中，有的丈夫为了控制妻子，会在妻子手机里装监听、定位。家里不同地方装上摄像头，有些连妻子都不清楚具体位置，丈夫再利用下班时间一一重播。偷偷列印妻子的电话清单，把通话超过3、5分钟的号码勾画出来，一一回拨过去核实。有的丈夫甚至会检查妻子的内裤，以判断她是否忠诚。

在周红萍的工作经历中，非控制型的家庭暴力，通过社工等专业人士的长期跟进，引导施暴者学会非暴力沟通，最后大部分都能起到不错的效果，家里能够中止或者改变暴力关系。

控制型的家庭暴力，大多数还是以离婚，来彻底终止暴力。

“我们很难改变控制型家暴的沟通模式，控制型施暴者通常不会认为打人是错的，或者说意识不到家暴究竟错在哪里，他们觉得老婆孩子不听话，管一管是天经地义的”。

前不久，周红萍接待了一位女性。求助的时候，这位女士已经在家暴关系里纠缠了3年。除了贯穿始终的暴力，她还流产了两次。

根据求助者的叙述，结婚前男方就开始打她。婚后没多久，女方怀孕了，男方不愿意要孩子，女方自己去流产后，两人离婚。离婚没多久，男方纠缠着求复合。修复关系的过程中，女方再次怀孕，男方又不愿意要小孩，女方再次流产与男方分手。结果男方又回头求饶。 在与求助者纠缠的同时，这位男士还和上一任妻子保持着暧昧关系，上一段婚姻破裂，同样是因为家暴。

“这是典型的控制型关系，男方没有对错的概念，脚踏两条船，还一直跟受害者强调，我是在意你的，你不用管别人，只要按我的规矩来，我就会对你好的。”

有研究者也提出，施暴者也应该成为反家暴的救助对象。他们大多数也都因为成长经历或者环境原因，存在一定的心理缺陷。“可在我们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施暴者，会主动来求助”。大多数时候，周红萍和她的同事们，只能通过介入受暴者，输出家庭暴力解决方案，进而影响施暴者，让他们在家庭内学会非暴力沟通，这能改善一部分家庭的暴力关系。

周红萍也遇到两人一起来求助的夫妻，“在我跟进的案例中，像这种两个人改变动机都很强烈的，最后都能解决，但这样的案例极少，其中只有一例控制型家暴。”

她无处可去

做了十几年的家暴防护工作，周红萍的热情始终未减，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作本身带来的价值感。但她也有精疲力尽的时候：

社工的无助，有一部分因为同理心，你感受到了受暴者的伤痛，你会难受，所以我们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另一部分就是，你没办法改变受暴者的处境，又担心她的安全的时候，你也会感到无可奈何。

周红萍接待过一位求助者。“进来的时候，她脚上穿着拖鞋，拖着两个女儿，小的还没满月，身上钱都没带”。这位女士被丈夫打了，带着两个女儿走出家门的时候，丈夫在身后说，“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夫妻俩在深圳开了个房产仲介，生了孩子后，妻子成了全职妈妈，店里的业务和家里的经济大权，都握在丈夫手里，妻子连家里的资产状况都不太清楚。连生了两个女孩，她被丈夫和婆家嫌弃，丈夫也似乎有出轨的迹象，月子里因为家庭琐事吵架时，丈夫打了她，还掐了她的脖子。

在家暴风险评估里，掐脖子属于高危风险。有研究显示，这是女性被谋杀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打是一回事，掐脖子是另一回事。

可她无处可去。

“孩子那么小，她身上也没有钱。我报警后，委托员警和另一位社工陪她回家，要求丈夫暂时搬出去住，并对他开出了《家庭暴力告诫书》。”

周红萍给了求助者两种解决方案：等伤情和心情平复后，再决定是否与老公谈离婚。如果决定离婚，一定要在协力厂商陪同的情况下跟丈夫谈，避免再次受到伤害。如果决定不离婚，那一定要丈夫承诺以后不再家暴，他有改变的意愿，社工定期上门访问辅导，才可以。

“但我心里清楚，她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她的娘家在很偏僻的农村，给不了甚么支持，一直还希望她多贴补家里。从现实出发，一般她最后还是会呆在那里的。”

全职妈妈，还有多个孩子，在家里也不掌握经济决策权。这种求助者，是最令周红萍无奈的。“如果没有独立能力，娘家也没有足够的支持，她们会非常被动。”

对于这类女性群体，无论目前的社会支持，还是原来的家庭，都很难保障受暴者的生活。在《反家暴法》实施四周年监测报告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四年来，我们未搜索到一则公安机关按反家暴法规定通知民政部门协助庇护、安置的报导，也没有搜索到民政部门作为主体发布的有关接收庇护、进行安置的资讯。所有保护和安置方面的报导，以及庇护所的建设等资讯，几乎都来自妇女组织，主要是妇联系统，也包括一些民间机构。 这表明，公安和民政尚未担当起庇护和安置的主要责任。如果没有妇女组织的推动，反家暴法关于庇护和安置的规定几乎是一纸空文。”

周红萍接触到的情况里，独生子女，或者娘家很珍视这个女儿，离婚后娘家能给予一定的有力支援。除此之外，没有独立能力的女儿，回到家中的遭遇，跟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差不了太多 ，而一些每年可以分红的村子，嫁出去的女儿，离婚后户籍想再迁回去，整个村集体都不欢迎。

“你觉得最累的时候，就是她明明知道再回到那个家会有危险，可是她无处可去，为了孩子，为了生存，她得回去。作为反家暴工作者，你也知道她可能面临一定的危险，但是也不得不让她回去。”

即便是有独立能力的女性，要摆脱一段充满暴力的婚姻，也要承受诸多压力。

“家暴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是劝和的，很少有亲人直接劝离。中国的家庭都讲究家和万事兴，女儿刚开始被打的时候，娘家人一般不会认为这是家庭暴力，只觉得是冲突。 哪有舌头不碰牙齿，家丑不可外扬，为了孩子，不到万不得已别离婚，一般亲人们都是这个态度。”

周红萍接待的受害者大多都是妻子，这些女性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犹豫不决，今天下了离开丈夫的决心，明天又反悔了，后来被打了又决定离婚，大后天又反悔了。

做了多年的家暴防护工作，周红萍能理解这些女性的心境，她们既想保护自己、维护尊严，又跟丈夫还有感情上的羁绊，孩子更是难以割舍，现实的抚养权问题、生存问题、社会接纳问题，都会让她们难做决定。

容易被许多人忽略或误解的，还是心理上的问题，长期处于暴力环境之下，受害者会患上不同程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她们对于施暴者，会生出奇怪的依恋关系。”“所以不能单纯地说，她们为甚么这么傻，执迷不悟，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不离开，一定有不离开的原因和理由。我们能做的，就是接纳她，同理她。在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尽可能以她的利益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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