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福与秦刚被免职　给两岸“民主”带来什么启发？

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职务，而已在7月25日被免去外交部部长的秦刚，则在此次会议中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两双靴子终于落地。对于两人被免职的重重幕后，依旧是外界好奇窥探的对象，西方和台湾还是拿着“权斗”的放大镜，又或者是奔着中共党内高层的秘辛而去。

事实上，李秦两人去留过程，无论对于自诩为“民主灯塔”的台湾，抑或是追求“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大陆来说，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对于“民主”的启发。

首先，对台湾而言，应该看到中国大陆高层官员的任免，正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按着明确的规则起用与免职官员，不再是刻板印象的“集大权于一人”的“独裁”，不是说上就上、说下就下，而是有着明确的“游戏规则”。

大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2021年3月11日“两会”期间经过修正，第31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可以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以及第32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该次修法，虽被认为是人大常委会人事权“扩权”，但也理解为更加明确了全国人大在政府机构人事任免的职权。可以看到，当秦刚长时间消失于镜头前，直到7月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后，决定免去其外长职务；再到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后，决定免去其国务委员职务。说明对于秦刚的问题调查，经过两阶段的厘清后，并依法经人大常委会决议，而有了最终的定案。

而李尚福则是在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一次被免去国防部部长与国务委员职务，说明了中国政府对李的问题，已经有了完整的结论。

相对于此，台湾的政府部门官员任免，起用一名政府部会首长，基本上体现的是总统或行政院长等党政高层的意志。而一名首长的下台则更为复杂，就算其施政不满意度再高，只要获得高层信任，便可以在位置上高枕无忧；要不然便是牵涉到政党恶斗以及选举利益考量，才可能令一位部长层级的官员落马。

在台湾还可以看到，官员的下台可能是“以退为进”，避避风头之后，又出任了另一职位。例如台湾前农委会主委、改制后的第一任农业部长陈吉仲，无论台湾人民再怎么买不到鸡蛋而怒火中烧，但他依旧在职位上坐得安稳，直到火烧到执政党的选情了，才在含泪悲情中依依不舍的离开位子。

固然台湾的民选体制，总统具有民意代表性，但民意往往只展现在投开票那一天，之后的政府运作，展现出来的几乎完全是执政党的盘算与算计。中国大陆被台湾视为“不民主”，但官员落马却需要经历严谨的调查程序，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反而更加突显其民主性、规范性与法治意义。

其次，对大陆而言，秦刚和李尚福在正式被免职之前的长时间“隐身”，给了外界不必要的大做文章空间，各种绘声绘影，对“第五个现代化”的实践还是存在着不健康的影响。

中共既然讲“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且在十八大之后有了更多更具体完善的立法与修法，那么应该在人事上照着规矩走，扬善惩恶，秉持自信对内对外说明任一官员涉犯的问题，一来得以消弭外界不必要的耳语传闻，二来得以树立严格治党、依法治国的典范，三来还可以给其他官员提供警惕。

如今传统的民主大国，例如美国已流露出民主失能与失灵的乱象，甚至国会议长的上上下下，都成为党争的战场；而英国如流水般的首相更迭，也令世人看傻了眼。越来越多政治学者体认到，“治理”是“民主”成功和延续与否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那么让高层人事任免制度化、透明化、规则化，必然是“良治”组成的关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说服力与影响力经由实际作为充实内涵。

李尚福、秦刚的下台，并不代表问题的结束，而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台湾需要放下自己的意识形态偏执，看到中国大陆走在轨道上的“第五个现代化”，在高层人事的免职亦须依法依规，而非政党政治算计；大陆则需要有更强烈的自信，破除外界有意加诸于其身的神秘性，在依法依规免职有问题的官员之时，让外界看到奠基于“第五个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从而杜悠悠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