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阶层分化双重困境怎么破？增加中下层收入迫在眉睫

最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总需求角度来看，现在恐怕要中央政府顺势而为，把投资的预算压缩，然后腾出一些支出去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比如我们现在有65万亿（人民币）到 70万亿（人民币）投资规模，能不能压缩四分之一，腾出来的预算，比如说15-20万亿（人民币）用于支持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和福利项目。”

他说：“从整个收入层面看，现在劳动收入还太低……现在，需要有一个政策调整，让劳动工资增长，大体上与名义GDP增长接近或持平，政府的收入，要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改善家庭的收入。这个改善，不是建更多基础设施，而是变成家庭收入。这些收入可以是实际收入，也可以是名义收入，比如用于减少家庭支出的负担，这就是增加家庭的实际收入。”

他还说：“现在6亿人的人均月收入还是3000元（人民币）以下，月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这跟国力不匹配。既然我们的国力可以动辄就花上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去搞形象工程，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负担买单呢……要让家庭有明确预期，很多成本其实不需要个人负担。特别是现在子女教育负担很重，国家完全可以负担大头；育儿方面，从生育到幼儿园、小学，国家买单。医疗方面，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现在光靠目前的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特别是大量农民养老金每月只有100 元（人民币）左右，这说不过去，是不是可以涨到500-1000元（人民币），地方每年投资浪费的钱都比这些多得多了。”

张军的建议非常契合当下中国社会大量民众的心愿，既能减少中下阶层民众的后顾之忧，在提振内需的同时激发中下阶层民众的创造力，又是赢得人心的德政。中国如果能大幅减少地方政府每年浪费的低效投资、缺乏可持续性的投资，或者通过合理的改革减少不合理的支出，“损有余而补不足”，把省下来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人群身上，把钱用在刀刃上，将有利于大幅提升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过去多年以来，一直有不少人在呼吁中国社会能实质性减轻压在中下阶层民众身上的重担，提升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水平，实实在在增加居民的劳动收入。然而从实际效果来说，中国社会提升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水平的努力在许多时候都与民众的期望存在相当落差。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因为多数人或多或少能从中获益，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水平不足尚不至于引发太大问题，但一旦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许多人面临收入减少或失业困境，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水平不足便格外刺眼。

不可否认，中国民众收入低和任劳任怨、服从纪律所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是过去中国经济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胜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依赖于民众的过度付出，中国经济同样有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昔日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近年来，中国社会反复讨论消费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随之出台。但不论从经济数据还是多数民众的切身体会来看，总体而言，民众的消费信心依旧不足。毕竟，如果民众口袋的钱变少，如果他们有太多后顾之忧，那么扩大内需不论说得那么动人，都是一句空话。

许多人关注到中国公共假期各大景点人山人海，却忽略公共假期并非常态，更忘了中国有14亿人。如果对各大景点的游客进行阶层分析，不难发现，各大景点拥挤的游客总体上属于收入较高、福利保障较好、后顾之忧较少的群体，在他们身后，还有相当多整日劳作不止的中下阶层民众，他们一辈子很少有花钱旅游的奢侈。

当下中国经济正面临经济下行和阶层分化相叠加的双重困境，一方面经济下行困境让许多人切身感受到收入下降或失业的“寒意”，不得不减少开支，另一方面阶层分化困境让不同人在经济下行面前的感受存在明显分化，其中重点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化、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分化、城市和乡村的分化。这就使得纵使经济下行，那些收入较高、福利保障较好的群体依旧敢于消费，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和幸福人群，他们可以放心休闲、旅游，享受生活的惬意，但那些收入较低、福利保障较差的人群，哪怕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仍然不得不为生存奔波劳累。比如，目前中国大约有8000万的超龄农民工，他们辛劳一辈子，本应退休享受生活，但生活的重担让他们退无可退，长期干着年轻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

多年以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四座大山”让中国广大中下阶层民众焦虑不已，经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正如《困于“四座大山”的中下阶层民众终于喘了口气》一文所写的：“日益攀升的教育支出，无休无止的内卷，让大量家长心力交瘁。医疗保障水平的有限让广大中下阶层民众看病难，一场大病经常让一个小康家庭陷入破产境地。养老领域的城乡分化和体制内、体制外分化，让那些缺乏保障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中下阶层退无可退。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租金，掏空无数家庭的积蓄和无数年轻人的梦想，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辛劳一辈子只不过是在为房东打工。在‘四座大山’的困扰下，许多人不敢消费，不敢追寻梦想，社会活力与创造力遭到极大抑制。”

不久前，中国下调存量房贷利率，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对于那些上有老下有小、揹负房贷压力的家庭来说，是一次减负，但这还远远不够，中国需要下大力气去缓解中下阶层民众的压力。

公平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让民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一个社会应当追求的目标。邓小平曾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打工几十年的农民工竟然只有每月一百多元人民币的养老金，这显然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严重不匹配。如果中国能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在增加中下阶层家庭的实际收入的同时，通过提升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的水平来减少民众的后顾之忧，尤其是将农民、农民工的养老金从每月100 元人民币左右涨到500-1000元人民币，那将是一举多得的提振内需、利国利民、赢人心的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