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无法超美国成最大经济体”？ 如何看“中国增长奇迹终结”
不久前，中国公布了一份并不理想的2023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很快《外交事务》刊文：《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Hitting China’s Wall）。 “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成了热议的话题。
《华尔街日报》亦报道称，过去40多年中国籍基础建设带动经济模式成功带来高增长，如今因地方债台高筑、企业频爆雷与消费不振，经济飞升期恐结束，中国可能步入成长放缓的新纪元，而非短期的经济不振。报道更称，若这种经济成长率，中国将难以达成“经济规模到2035年结束时翻倍”的目标，不但难以从中等收入新兴市场晋身为发达市场，中国恐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
不可否认，中国放开疫情管控后，不仅没有出现持续强劲的经济复苏，反而遭遇了出口下滑、房地产下滑势头加剧、青年失业率飙升和消费支出乏力等多重挑战。习近平7月24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作出战略判断：“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本次复苏周期比预想的更复杂、曲折和艰难。
这一次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刚刚经历了三年特殊时间，疤痕效应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会本能的降低预期，减少投资和消费，增加额外的储蓄以应对类似疫情期间的不时之需。如果能理解当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们为何如此节约食物，就能理解经历过三年疫情后的人们为何如此节约金钱，增大储蓄。
其次，次贷危机后历次作为经济复苏奇兵的房地产，在本轮经济复苏中不仅没有贡献正向拉动作用，反而成为了经济复苏的拖累。而且，稳定房地产的政策也实施了快两年了，但是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效果。到现在，除了下游销售端有略微的改善外，整个上游投资端依然是在上年大幅下滑的基础上继续大幅下滑。
此外，在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高层依然坚持所谓的高质量发展，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刺激政策，战略定力超乎想像。高质量发展的坚持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去房地产化，不想再继续依赖房地产作为救兵；二是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坚持自主可控，减少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三是对地方债务的治理，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忍耐，任凭一些局部地区出现暴雷违约和现金流断裂，依然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以杜绝过去一直存在的财政道德顽疾。这意味著，本轮复苏周期，经济不仅承受前所未有的周期性下滑压力，还要叠加承担高质量转型的成本和代价。压力就可想而知。
除了传统经济学中上述影响因素的叠加，这次还有信心和预期呈现出长期的制度性低迷和不稳定。这是传统经济学通常都不会计算的部分。事实上，很多人对未来产生迷茫和焦虑，“润”成为一种流行词语和流行行动；企业家对行业政策产生前所未有的不信任，因为一纸发文就可能消除一个行业——疫情后有大量教培、地产、金融等行业的人转行做餐饮，就是因为餐饮业的政策敏感度较低；地方政府在财政赤字和审计监察压力下，似乎失去了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干劲，加上预算和薪酬降低，现在这些繁忙的公务工作都出现了懈怠的情况，可持续性肯定不足……这在以前是没有遇到过的。
总之，本轮复苏不会像此前历次那样，主要依靠债务、投资和房地产，客观环境也已经基本不允许了。
不是某一个国家独有的问题
那么，中国经济如今出现这么多不同状况，这是否意味著“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终结”？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恐怕要先搞清楚中国经济今天所处的阶段。
早在中共十八的时候中央就提出“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中国经济形势，就必需要意思到，从“增量发展”转向“存量发展”是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的前提。中国确实已经走完了积累原始资本的“大投资时代”，而当前处于如何向存量资本要红利的“运维时代”。
过去的大投资时代，在轰轰烈烈的增量加持下，负债很容易形成资产。而在存量运维时代，当杠杆去化、货币减速、需求收缩的时候，资产一转眼就成了负债。此时感觉好像四处都缺钱，赚钱也愈来愈难。一切从俯仰皆是的普遍机会，转变为特殊时代的特殊机会。这意味著一个时代的退潮。
大投资时代的落幕也意味著普惠式的机会窗口关闭，继商品卖方市场结束后，传统资产卖方市场也行将结束，包括房地产和股票。无数个围绕著高速增量模式生存的“食利阶层”将难以维系。最近几年，公共服务部门、金融、医疗等行业的反腐，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国家意志，而是社会大多数人的诉求。
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终结”，而是一个很自然的周期现象。中国俗话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关键是，山珍海味觥筹交错的盛宴结束之后，人们能否以平常心态安静的回到生活日常——从轰轰烈烈的大投资时代走向平静的高质量发展时代。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必需要调整心态适应这个漫长的新常态。
也必需要认识到，在不同时代，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是不一样的：
在大投资时代，政府面临的是如何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如何通过房地产和土地开发的模式快速推进城市化。以土地财政为原始积累的资金来源，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市长们像扩大公司规模一样“摊大饼”式的扩建一个城市。时至今日，中国的硬件基础设施已无与伦比，现代城市鳞次栉比，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簇拥成群。今天，市长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建设、投资城市，而是运营、维护城市。
在大投资时代，企业面临的是如何快速的扩大规模抢占市场，如何利用中国劳动力和环境要素成本低的红利窗口吃到第一桶金。尤其是，利用中国资本市场前注册制时代资本成本低的时机（IPO成倍溢价，定增和减持非常容易），抓紧扩大资产负债表。在2021年中概股被整治以前，中国的上市公司可能是全球获得资本溢价最高的公司，毕竟一个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大国经济谁会不看好？而今天，企业的机会相对来说是少了，规模反而成了负担。
同样，在大投资时代，居民虽然还没有像样的资产组合，收入还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还是现金流量表时代，但是谁都知道，攒钱买房是保值增值和获取新的社会身份的不二途径。在这个时代，以工资收入储蓄流量通过按揭这一杠杆工具获取住房资本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投资行为，甚至是成为一种文化。新中国建立以来，居民第一次开始有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财产性收入。但是，今天当房地产发生剧烈调整的时候，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破损，成为吸食储蓄和抑制消费的黑洞。
于是，将资本支出投资的朱格拉周期与建筑投资的库茨涅兹周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货币化、城市化运动。大投资当然不是大跃进，但由于特殊的窗口周期和地方经济发展竞争，其中当然有不少步子过快、用力过猛的问题。在以政府为主导而市场化比较薄弱的领域，出现了更加短促的周期波动，比如投资过剩、债务过重等。
当中国用40多年时间走完其它国家上百年进程，这往往意味著很多问题来不及消化，基本的结构来不及再平衡，主要的矛盾和风险来不及调整和缓释。当一切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特殊的形式爆发出来。这个是已经走过这一历程的发达经济体一再证明的事实。而且，这些发达经济体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经济和金融危机，而是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
沾沾自喜的西方工业国家最风光是在20世纪上半叶，但却是以“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极限悲剧落幕。如今同样面临历史窗口的中国该如何选择？中共中央做的选择是——中国式现代化。这被定为市所有政策逻辑的基本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在技术路线面临的一个难点是，如何让一个高速飞行了40年的增量经济体实现“软着陆”。 “软着陆”，真正的意涵是，不能发生发达经济体已经走过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人道危机的悲剧。这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比如，日本在大投资时代落幕的时刻发生了房地产危机，之后是三十多年的大衰退。美国大投资时代落幕，更是发生接二连三的危机，从大滞胀，到互联网泡沫破灭到次贷危机。
然而，美国的所谓“韧性”在于其全球化增量扩张能力，无论是跨国公司、国际金融资本、美元，还是技术标准和话语权，都可以继续维系增量的大投资时代，只不过投资形式从产业资本投资转向了金融资本投资。同样，当它发生巨大危机的时候，也可以向全球分散以降低危机的烈度。次贷危机之后，其实就是美元救了美国。可以说：美国在金融大投资时代落幕之际，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形式，重新杀出了一条增量扩张的血路。
但这个模式其它国家很难复制，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它可以在全世界形成购买力和资产。越是经济政治动荡的时间，美元的货币需求越是旺盛。而且放眼可见的未来，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还会存续下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天下苦秦久矣。
如果说，西方商业资本靠战争殖民维系增量时代，产业资本靠跨国公司的设立维系增量时代，那么金融资本的扩张形式和做法则更加灵活、方便和隐秘——跨境证券投资的基础设施愈来愈完善，交易和交割都是在一瞬之间。但被华尔街少数精英控制的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并不会像产业资本那样惠及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这导致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问题愈来愈严重，社会风险愈来愈高——从2009年“占领华尔街”到2020年“占领国会山”，美国金融资本一派繁荣的背后其实一直不平静。
由此可见，即使发达如美国，一旦大投资的车轮慢下来无法继续通过增量扩张实现社会有效分配，也会发生巨大的危机。好在，美国发现了央行资产负债表与金融资本的秘密，尤其是疫情期间直接给个人发钱，缓释了由于金融资本收益分配极化导致的社会危机。
可见，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从增量范式转向存量范式的时候，都要经历一个动荡的宏观时间。这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独有的问题。
此时，对国家经济的治理能力是一个极限的考验。如何理解现代经济及其内生的不稳定性，是治理机制和体系建立的前提。内生的不稳定性往往意味著发展和风险并存，要发展必须容忍一定的风险。治理的目标是动态的，要靠发展覆盖和消化掉风险，依靠市场化体制机制提升群体风险的免疫力，而不是完全的期望风险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