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披露内地单位“忙的全是形式主义”　破除官僚主义迫在眉睫

6月26日，内地《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披露了一件事：“前两天过节，和一位不同行业的退休干部聚会。他向我抱怨，他原单位里如今弥漫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他说：老胡，这是怎么搞的，他们现在基本全躺平了，唯一想的就是别出事，别摊上责任，忙的全是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咱们那会儿不是这样啊。’他很无奈地说。”这位退休干部的抱怨和忧虑，其实是近年来内地许多人的共同感受。

对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批判和整治贯穿于整个中共历史。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尖锐批评过官僚主义。2012年11月，新当选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过去十年，中共将整治官僚主义视为重点工作。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披露，十九大以来，截至2022年8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7.3万个。

从许多企业和民众的切身感受来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已成为妨碍国家健康发展的毒瘤。比如，近年来，许多人抱怨的层层加码、一刀切问题在三年疫情期间影响十分恶劣。在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中，“为官不为”、懒政怠政、“新官不理旧事”尤为突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点名“为官不为”问题，同年国务院第三次廉政会议尖锐指出：“身在岗位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胡锡进披露的一位退休干部说的“他们现在基本全躺平了，唯一想的就是别出事，别摊上责任，忙的全是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令人忧虑。

胡锡进写道：“这位退休公务员的感受令人深思。国家正在开展针对形式主义的坚决整治，期待取得真实效果。现在人们对一些地方可能会用形式主义对付反对形式主义很担心，希望这个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形式主义的病根是官僚主义，要同时拆除官僚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屏障保护。”

胡锡进点出了内地社会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却未能指出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过去十年，为了整治官僚主义，中共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实施八项规定、发起反腐行动、强调自我革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仍未达到理想效果。这说明若要有效解决官僚主义，应从根源处着手。

在中共历史上，邓小平对于官僚主义的反思十分深刻。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除了延续毛泽东、周恩来批判官僚主义时涉及的思想作风问题和封建特权思想，还从历史、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思考：“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

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治理中强化了民主和法治成分，并逐渐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社会事务的不必要干预，赋予个人、社会和市场的自主空间，选人用人时主张“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从后来的实践来看，尽管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并不完善，许多问题比较突出，但总体而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有明显缓解，不论政界还是社会上，都涌现出一大批人才，他们敢为天下先，推动中国进步。

近些年以来，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遗留问题和新产生的问题开始累积，中国国家治理又到了一个节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继承邓小平时代的宝贵经验，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良好理念。

官僚主义其实是附着在官僚制度上的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消极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其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法治、民主问责、社会监督的完善程度，即“第五个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实施成效。胡锡进披露的一位退休干部的抱怨，已经说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危害程度，若不能及时遏制，不仅会引发民众的普遍不满，损害中共执政的认受性，而且会妨碍经济社会发展，阻滞中国式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中国亟需总结邓小平时代的经验，从根源处反思和化解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落实“第五个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