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专访｜“躺平”非中国特色 学者分析：内地青年四种碎裂化样貌
《香港01》特别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林宗弘，就关于中国青年生存困境的议题，主要从代际角度，理解自改革开放以降，不同代际的中国青年群体面临包含就业、婚嫁、城乡与社会阶层流动等差异，期梳理当前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
香港01：中国舆论近年就内地青年发展与困境的事件讨论相当热衷，但事实上，放眼国际，青年问题也是各国至少十年来都在关切的议题，内地青年发展遭遇的正负面景况，与他国有何差异？我们如何比较好的理解内地青年群体的样貌？
林宗弘：我会划分全球脉络与国内脉络两层面来看。全球脉络方面，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自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对应在中国是改革开放，期间约有两个世代群体进入社会，适逢中国的经济起飞与荣景，他们的社会流动与全球性流动都是正面的。这段经济荣景与全球化发展的连结，为中国带来非常大的机遇。现在说的80后、90后都能感受到时势造英雄的效果。
然而，在2009年金融海啸之后，西方也出现千禧世代的问题，包括经济成长与财富积累明显慢于前几个世代，这在台湾也有发生。可以说，全球都有类似的问题，反映在青年的不满与抗议。中国的情况也不自外于此，只是中国的转折点相对较大。
晚近，随著中美贸易战与去全球化，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使得当前青年世代对比前代，出现更大的经济困境。这是外部条件造成的。
国内因素自然也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上存在有三种资本，即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改革开放30年间，人力资本（人才）与经济资本（企业家）获得相当利益，政治资本则在退位，如“民进国退”，国家在经济层面的力量在退缩。
此外，提到国内因素也必要纳入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区隔问题。过去在户籍依旧切割的情况下，人才与资本流动还能突破户籍的限制，城市化进展快速，让一部分人、一个世代的人先富起来。尔今，在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下，政治资本的力量提升，如“国进民退”，同时，随著经济成长趋缓，市场机会减少，进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家获利的成份就不如以往。因此，“内卷”愈形普遍，明明做越多，但获得的利益却是在衰退，出的每一份力的边际效益在衰退，这既表现在企业，也表现在个体，所以才会看到青年躺平的词汇横生。原本放大的饼，如今放大的速度放缓，分饼逻辑依旧下，只得反过来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局的问题，只要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诉诸个人的能力与意志力，虽然不乏有成功案例，但结构性的问题是困境的根本。
香港01：过去在人力与经济资本蓬勃的时期，种下今日许多乱源，政治资本的提升动机，实际上不也有拨乱反正的用意？
林宗弘：确实，但加强政治资本力道的方式有很多种，只是采用再集权与“国进民退”的途径，可能对经济成长造成压制效果。我认为建立社会安全网、打破城乡架构也是加强政治资本力道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在城乡切割的结构中重复循环，等于再生产原先不平等的环境，不如健全、更平等化现在的保险制度，诸如医疗、住房、教育这三座大山的再复制与再生产，这都是国家职能在掌控的。
过去在内外经济环境好的时候，经济资本一头还能冲破城乡差距，尽管城市吸收了相当的移入人口，但留在农村的人力基本也具有一定生产力。这套逻辑也不只是中国发展的写照，放到美国也是一样，中国青年的困境一定程度也反映中国经济的瓶颈，应该思考如何运用政策将资源再行妥善分配。“国进民退”的一个负面效果，可能使得总的经济机会衰退，阻塞了社会流动。也就是社会流动出现窒碍，才会有后来听闻到的内卷、躺平——努力没有用，变成在讨论中国青年结构面困局议题时，一个很简化的理解。
香港01：您认为“躺平”是真议题吗？
林宗弘：喊出躺平的人，自然是不甘于现状。有能力的人向外移动，但多数的人碍于现实移动不了。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现在想进入公部门的人变多了，但日久也会有一个问题，政府养了越多人，可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没有提升。极端来说，就是吃皇粮的人变多了。在经济循环不够正向的情况下，就算很努力的人挤进了衙门，皇粮终究会不堪吃，结果就是再反馈回结构性的问题。
回到躺平，这自然是青年对现状的很多不满表现出来的一种说法，可能是对社会流动停滞、经济机会的萎缩，进而以在舆论中用比较不敏感的词汇来宣泄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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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您这样的说法，是否必须建立中国青年群体是一个集体上？
林宗弘：顺著方才的分析架构，中国青年群体分殊的情况可以切做四大块：一部分的人进入了公部门，一部份是有资源的企业家子女可以实现移动，还不够清楚的是受过高等教育栽培的知识群体，在失业率一旦攀高之后，会怎么行动？有能力者，会走上前面两类人的路，那非985毕业、比较底层的大学院校生呢？他们会是对现状不满反应最有感的一群。我的理解上，“白纸运动”的学生群体，大多来源于此。
最后一类人，则是过去农民工阶层的第二代、第三代，因为户籍制度限制与疫情下控管趋严，阻断了他们进城希望，又或者原生家境匮乏想进城谋职，期间又遭受资本层层剥削，所以会看到如月前张家界青年相约跳崖自杀的新闻事件。总而言之，中国青年对于各自现状不满的表达，大体呈现很碎裂化的应对方式。
真正在讲躺平的群体，其实是第三类不上不下的群体，谋职困难、沦为蚁族，但又不愿意离开城市回县城发展，综合了这几种困境的结果才出现躺平的词汇。
香港01：中国青年集体怀抱的爱国主义与回应个体生存困境之间，您认为有相互作用？
林宗弘：短期内如果做好一定的宣传，我相信会有转移与消弭的效果。但当我们回观经济与社会层面结构性问题转变的时候，爱国主义反复的扬起，长久会让效用减少。回到刚刚说的政治、经济与人力资本的框架来看，政治资本一端自然会顺应爱国主义叙事，代表经济资本的企业家不会跟随，而人力资本部份，尤其中下阶层群体、非白领的受薪阶级或会出现具批判性的思想，或用具有“艺术性”的方式来展现。
香港01：月前有内地学者提出消费与储蓄的强弱，区别自改革开放以来三代的青年群体，先由“强储蓄、弱消费”过度到“强储蓄、强消费”，走到今日青年“弱储蓄、强消费”的阶段，若您个人从代际变化的角度，会如何理解？
林宗弘：用消费与储蓄强弱变化来解释代际青年的行为，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并非造成这个世代青年困境的起因，所有国家都会从重储蓄转移到强消费，从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来看皆是如此。
我们看大型国家发展起初，基于财富积累需求，社会都会先经历储蓄与投资率双高的阶段，之后必然要转移到消费面，因为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总有一天会结束，最终必要是内需与消费兴起作为支撑，该国在国际与内需经济的循环才得以平衡。因此，代际变化与大型经济体的成长过程，都会有这样的共性，否则恐会有过度投资、资本过剩又消费不足的问题衍生。
台湾的经济规模虽然小上许多，但也经历过从储蓄投资往消费滑动的阶段，只是台湾滑动的速度比较缓慢，台湾年轻人的储蓄率实际上只比前代少几个百分点而已。这固然有华人重视储蓄的文化性，但也肇因经济起飞那一代人多有储蓄经验，所以后代会有这样的认知，但这非华人专利，19世纪的德国人也很重视储蓄。
就中国代际青年的情况，我倾向是被压缩后的正常反应。相较其他国家历经数个世代的消化过程，中国在时间压缩下，会面临供需、投资与消费上不平衡需要处理。我举例，民众拼命赚钱，储蓄后便开始找投资，又或投资都进了房地产，但景气不佳情况下，转变成为债务，在某些部门，主要是房地产泡沫经济把民众的储蓄吸走了。与此同时，年轻人财富积累的速度又追不上房价，既然玩不起这一套，后续的问题才会相继出现。
香港01：所以您不认为中国青年的困境有其特殊性？
林宗弘：普遍来说，我不认同什么事情发生在中国即有中国特色。事实上，中国经济现在面临脱勾，概念与效果上等于一种“去全球化”，这会造成一些问题，这处境就算放在其他国家、放在印度，也会是这样的后果。这就是为政者需要去处理的问题，这不是什么中国特色。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的特色就是他的规模特别大，以至于问题被特别突显或极端，放眼美国、印度也是如此，这一点都不奇怪。中国今日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也是其他国家早先就经历过的问题，德国在一战之后也有过这段过程。
真要说中国这些问题有特色且要与其他区域进行类比，确实不乏有分析者提出东亚区域经济快速成长、人口快速萎缩的发展经验，让中日韩等国家存在类似的问题，与其说是中国特色，扩及到东亚来看更有这样的脉络可循。
虽然其他国家也都面临千禧世代问题，但确实没有中国表现出来的这样极端，这是程度问题，与体制设计自然有关，例如户籍制度的限制就是很大的差别。当然，不会说中国内部的因素都是体制，国际环境的因素也会造成影响，只是两相相乘下，问题就加剧了。
全球性共通的情况自然不能免除，但各国回应方式有别。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政治资本介入，有“国进民退”的情况，又西方当然也有城乡差距，但没有城乡流动的界线，中国则在户籍制度约制与过去计划生育政策下，存在独有的处境。
香港01：诸如“大厂青年”、“小镇青年”等词汇周期性横生，在众多符号标签化中国青年的背后，我们能如何更好理解当前中国社会转型？
林宗弘：千禧世代的问题举世皆然，各国青年的反应都是类似的，因为他们共同面对全球化之后经济停滞的压力没有分别。同时，前几个世代又喜尝经济成长果实，所以普世层面、东亚区域内都有这类的情况。
在我看来，“小镇青年”其实蛮符合官方论述，但不足以解决实际面对的问题，像是取得大城市户籍越来越困难，“小镇青年”暗示了人民不需要朝大城市落户，某种程度成为了“上山下乡”的现代版，“农村是有为青年大好去处的地方”。要问的是，这逆向城市化的逻辑，能行多远？能行得通？
“小镇青年”反映的依旧是户籍制度的现实，正是小城镇居民没办法挤身前三线落户积分的问题存在。
当然，也不是说小城镇居民非得去大城市发展不可，学界在看这类社会转型，会尽量以科学的方式，用数据算流动，看流动、结构与经济成长的关系。我们看到中国城市的性别比，就可以发现一线城市如上海是女多于男，越往外线则男性远大于女性，县城、农村的男性人口甚至比女性人口多了三分之一，为什么女性会集中到大城市？
首先当然与过去生育偏误有关，在农村会发生筛选婴儿性别情况，其次则是城市男性在中国婚姻市场具有优势，女性透过婚姻入户流向大城市。“小镇青年”确实标签了某一群人的生活，但从国家治理角度，无从解决这类宏观问题，这才是根本，而非人们如何去理解自己的幸福。“小镇青年”在我看来，是偏向于被动选择的结果。
尽管能够理解从政权思考，放太多人进城会乱的想法，但我认为放松户籍限制是现阶段可以尝试的作为，持续用户籍政策紧缩社会流动的政治顾虑有点过度。放松户籍限制，也有助中国国内市场整合，二线以下城市尽可能放松，不是做不到。北京的调控工具其实有很多，是可以放宽尝试，不然就是一直维持现在内卷的后果。
香港01：所以对于中国青年问题的前景，您是建立在未来得到体制友善回应的期待上？
林宗弘：不会啊。我个人愿意相信青年世代自己会找到出路，不论是个体或是集体，青年世代终究会玩出自己的一套新意，方方面面都有，也不是每一套都会受到体制束缚。不论在艺术、创业还是海外发展，一定会有部份人绽放属于他们的光芒，这我一点都不怀疑。
现实中本来就会有赢家与输家，不管在怎样的结构面底下，都会有杰出的人才冒出头，激发出新的管道，但与此同时，这也是考验体制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一点不好回避。
至于中国青年在喊喊躺平之后，会否像日本失落一代对政治冷漠？就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较倾向集体不参与，躺平就是一种去政治化、不参与也不挑战，且不依各种期待而走。当人们缺乏动机继续向前，自我边缘化成为狭隘的个人中心自我，物质基础尚可的人群变成“逍遥派”，社经地位与资源条件较差的一群，走向疏离、孤立，最糟的选择自杀，未来会否走向这样的态势比较需要留意。
林宗弘研究员为台湾知名社会学者，研究领域为社会阶层化、量化研究、中国研究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等。此为《中美系列》报道第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