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于国产进口的口水战没意义　中方可与辉瑞展开二次谈判

过去一个多月，因为内地新冠疫情几乎呈现海啸式增长，口服治疗药物备受追捧，尤其是美国辉瑞公司的Paxlovid，更是一药难求。

1月8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工作落下帷幕，今次共有Paxlovid、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等3种新冠治疗药品通过企业自主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参与谈判，除了Paxlovid因辉瑞公司报价高未能谈拢，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均谈判成功。但根据现行国家医保支付政策，医保对Paxlovid将临时性支付到2023年3月31日。

与之伴随的是，内地舆论场关于新冠口服治疗药物的讨论比较撕裂，弥漫着浓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硝烟。有不少声音超出合理怀疑的范围，攻击辉瑞公司的Paxlovid，认为辉瑞公司在忽悠世人、发灾难财，要警惕生物基因战。少数人甚至将矛头对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无端指责他是辉瑞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声音则对国产新冠口服治疗药物不屑一顾，他们声称中国根本没有能力生产出有效的新冠口服治疗药，并将Paxlovid奉为神药。

这两种声音都很偏激，针尖对麦芒，只会徒增口水，制造撕裂，将医疗问题意识形态化。综合目前的讯息来看，若遵照医生建议的时机对症服药，辉瑞公司的Paxlovid在疗效上显示出一定优势。关于这点，国家可以让专业团体进行客观评估。若能证实Paxlovid的疗效和安全性，那完全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大进口或者开展仿制药合作。

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不可被狭隘民族主义裹挟，该引进时就引进，该合作时就合作。正如内地著名生物学家饶毅教授所说：“如果国外有优于国产的疫苗或药物，我们应该允许大家使用。我们中国勇于承认自己还在很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最前列，我们的自豪不需要现在立即超越其他国家，而是我们能够群策群力、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已经走出了历史低点，一步一步在前进。我们的自信不在于一朝一夕，在于不怕落后、不甘落后，更在于长远、在于未来。”

至于后一种声音，同样非常意识形态和无聊，本质上与那些将连花清瘟奉为神药的人没有区别。今天中国当然有许多不足和短板，毕竟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普遍吃饱饭、告别短缺经济才短短三四十年历史。但不能否认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翻天覆地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对于中国的不足和短板，比如医疗领域与西方的差距，当然可以鞭策，但若为了反对而反对，那实在太偏激。

新冠疫情已持续三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走出疫情，为人类创造福祉，终究得靠科学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的事情，应该尽可能在充分监督和竞争的情况下交由专业人士，而不是陷入意识形态口水战。最近，张文宏医生在一场基层救治培训会上说：“不管国产进口的，只要能救中国人民的，能让老人不死的我都要。”诚如斯言，只要疗效和安全性经过严格评估，那么都应该以开放态度引进。

当然，在此过程中，药品价格、民众承受能力、医保支付能力均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实因素。生命诚可贵，救人如救火，这是应然层面，但现实是残酷的，普通人的生命健康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医疗价格、民众承受能力、医保支付能力。这除了要求国家财政增加对医保的支持，还得靠医保机构与药企的艰难谈判。

过去三年，不光巨大防疫支出（譬如轮流大规模封控、集中隔离、全民核酸）已经消耗大量资金，而且防疫对于经济的副作用已经明显影响国家和个人的收入，此时此刻，国家若想做到医疗的普惠性，让医保有能力去覆盖更多普通人，包括非新冠患者，其中一个比较现实的办法便是想办法降低新冠口服治疗药物尤其是进口药物纳入医保目录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医保局与新冠治疗药物生产企业的的谈判是必要的，虽然目前与辉瑞的谈判未能成功，但应该创造条件重启谈判。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在《动之以情，诉之以理，祝愿与辉瑞再次谈判能取得成功》一文中写道：“虽然双方在价格上仍然有很大差距，但双方也同样各自具有强大的谈成的动力与压力。中方谈判者后面，有着父老们无数双渴望的眼睛望着你们，期待着你们……辉瑞公司也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这样巨大的商机。”

他建议中方的谈判者把重点放在四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并不高，难以承受更高的价格，在三年疫情的巨大压力下，各地医保基金收支压力，确实已经相当大了；中国的人口基数又很大，卖家仍然可以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中国正在加紧发明新药，有六款新药正在临床阶段，现在谈成是最好的时间窗口期；共同承担起人道主义的责任。这四点建议是有道理的，希望中方尽快启动新的谈判，争取以更合适价格将Paxlovid纳入医保目录，让广大中国人得到普惠医疗。当然，在此过程中，同样应该支持国产药的研发，持续提升本土医疗科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