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扩大内需纲要．二 ｜ 国家战略重心正在发生转变
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前，《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低调出炉。紧接著中央经济工作召开，《“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马不停蹄的公布。回到《纲要》本身，围绕11个方面出台38条举措，以2万多字的篇幅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方案。但这份《纲要》显然没有激起舆论的普遍关注。
“扩大内需”的提法并不新鲜，从《十四五规划》，到中共二十大报告，再到此番《纲要》都提到“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加之，这份《纲要》没有“眼前一亮”的预期和一眼就能看到、看得到的数据，所以并不会“刺激”到市场和舆论。原本，中共文件就难倒，一份没有数据的经济战略文件，市场就跟难读懂。
如何读懂这2万多字的《纲要》，这将是一张怎样的蓝图，会对中国经济2022-2035年的10余年起到怎样的作用。《香港01》将分为9篇，从不同角度一一拆解。
这份2万多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级战略纲要，核心一目了然——扩大内需。有人或许就要说了，几年前，不是习近平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二元对立思维的声音就会说，这是供给侧改革失败了吗，所以要改弦易辙了？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但确实国家战略重心正在发生转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习近平于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按照官方的说法，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确实，2015年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中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2015年11月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后续几年的政策重心相对集中于供给侧，一直到新冠疫情前。主要内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又称“三去一降一补”，以及降低赋税，关闭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工厂，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和补贴。
可以说，前期的供给侧改革卓有成效的。供给侧改革扭转了落后产能过剩和PPI深度为负的局面，推动了PPI在2016-17年大幅走高，并在2021年攀上了单月同比13.5%的高峰，企业盈利向上游积聚。当然，生产能力大而不强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所以一再强调的破解“卡脖子”，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及 “科技自立自强”都意味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而如今，需求侧看来已是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社会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其中消费和投资为内需，出口为外需。如今外需角度，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通胀水平居高不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幅调整宏观政策，国际需求可能进一步波动收缩；而内需方面，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一些领域风险因素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土地等传统优势弱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受到制约。大部分领域“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纲要》出台。
谨记，《纲要》是在新冠疫情爆发3年后，疫情防控回归正常化的背景下出台的。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内需亟需提振是文件出台的现实背景。基于此，扩大内需稳定自身发展，促进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这也恰恰证明，当前国家战略重心正在发生转变。并不是在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二选一，而是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但结合现实的内外因素，未来一段时间相信政策重心相对集中于需求侧。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当日，发改委随即公布《“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就是第一步。
《纲要》从需求角度提及了三大方面：
一是对外依赖度高、短期难以有外部替代来源，在容易断供的领域补短板；
二是有需求但未有效满足的领域，培养优质品牌，包括提升育幼养老、健康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质量；
三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创造新需求。推动二者有机结合，必须坚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同时，提及要加强需求侧管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事实上，需求侧改革在2020年底也曾出现在视野中。2020年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注重需求侧改革”， 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扩大优质需求本质上包含着需求侧创新和需求侧改革，本次扩大内需《纲要》中实质上二者兼而有之。
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对于需求侧改革，主要需要解决的长期问题在于人口、居民收入分配调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而提高消费意愿，在未来《纲要》要落地阶段，相关联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变化相信将逐渐落地。
接触上述问题，中国是个“大市场”，自然就有“大需求”，正如刘鹤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出：“…．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快速成长，国内大循环的条件和基础日益完善。从需求潜力看，我国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不断扩张”。如何发挥好“大市场”作用，就是扩大内需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