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清零”走进历史 健康码等工具应尽快从民众日常生活退出
健康码、行程码、核酸码、场所码等各种防控码是中国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大数据管理工具，在内地各个省市有不同的名称，如在北京叫“健康码”，在重庆叫“渝康码”、在上海叫“随申码”等等，虽然未经法定程序横空出世，但在本质上它们仍然是社会大众对国家的权利让渡，在法律上属于临时性授权，允许国家在危机状态下可以通过收集、分析公民讯息进行疫情防控，其使用应严格遵循特定程序与防疫目的需要。
除了中国，这些码在其它国家或地区一般很难建立并作为疫情防控工具有效推行下去，包括在香港，港府推出的“安心出行”也未能在各场所得到彻底实施。
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大众在心理与政治文化上根本无法接受，政府缺乏推动实施的决心意志与组织动员能力，科技上多数国家也缺乏相应的大数据与网络应用技术能力支撑等等，所以它们可以说是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一大发明。
也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希望能在国际上也推行这套数据管理系统，将之作为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向国际社会输出疫情管控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在国际疫情防控期间，为搭建“快捷通道”，便利人员有序往来，中方在G20等国际会议上曾提议各国“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国际通行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希望更多国家参与”，只是因为其它国家要么缺乏相应技术能力支撑，要么因为国际政治角力及国内普遍民意、公民隐私权考虑等，一直到国际疫情防控结束，也未能建立起来。
就中国来说，过去三年，通过使用健康码、行程码、核酸码、场所码等大数据管理工具，各级政府有效进行疫情管控，确实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特别在疫情爆发的前两年，为遏制病毒扩散传播，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作用不容小觑。
但与此同时，有不少地方也滥用这些大数据工具，通过违法赋码或通过滥用弹窗等措施限制人员流动，以达到某些非防疫目的，使得这些原本只能用于防疫的大数据管理工具异化为维稳工具和电子镣铐，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政府威信，也严重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如河南郑州在今年夏天就以违法赋码方式对付上访人员，限制人员流动，引发舆论哗然。
7月，河南多间村镇银行先后爆雷，几十万存户的近400亿元被骗取，河南当局更利用防疫手段限制银行存户自由出行，将存户的健康码变成“红码”：
三年来，以政府权威命令为依托，各地防疫部门及商业机构通过健康码等大数据工具在全国范围内采集民众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电话、出行轨迹、到访场合等讯息，这是当下最完整、最精准的个人讯息数据，涉及到14亿人的隐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些数据一旦流入黑市，或被黑客窃取，或被违法商业交易，将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性后果，对公民个人财产安全、讯息安全及更广泛的国家安全等，都会造成严重威胁。
现在，随着“动态清零”结束，通过流动性管制防疫的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健康码等的历史价值已经基本完成，继续使用这些工具收集公民讯息的合法条件已经消失。
为避免一些地方通过继续滥用这两个管理工具搞层层加码或变相“一刀切”等行为，避免公民讯息被地方政府或商业机构违法收集用于其它非防疫目的，为保护公民讯息与个人隐私权利，国家层面应该尽快出台有关健康码等大数据工具的退出机制，明确要求各地方及所有商业机构限期停用，并从存储工具中删除之前收集的相关讯息。
因为这些大数据工具在限制人身自由、管制人口流动上的“有效性”已经过疫情防控检验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国家层面不出台相关规定，不明确要求各地方与各商业机构限期停用，一些地方或商业机构很可能很难割舍，恐怕会将它们保留下来用于其它非防疫目的，既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威胁到公民财产与讯息安全，也可能造成其它更广泛、更严重的国家安全与综合性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