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施压地方　经济压力不堪负　强压之下哪来余量？| 经略

向地方施压，这是中央近期传递出来的一个明显信号。

国务院组织开展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大督查，19个督查组奔赴各地，压实地方责任，加快政策举措落实。先是8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后，向河南、浙江、江苏、福建、湖南、山东、湖北等十个经济大省派出由正部级官员亲自带队的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后是8月31日国常会宣布再派一批督导和服务工作组，赴若干省份推动政策落实。

此番赴各地的工作组均由正部级官员任组长带队开展工作——财政部部长刘昆带队赴浙江，住建部部长倪虹赶赴福建，央行行长易纲在河南，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山东，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赴湖南，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带队在湖北。这是比较罕见的。这样的安排不同寻常。

另一方面，姑且不算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召开的例行国常会及经济座谈会，近月来三次在地方召开经济座谈会。先是5月在云南，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12个省政府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云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而后7月在福建，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8月在深圳，所谓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这次李总理都直接说了：经济大省要挑大梁。6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6省里4个沿海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正如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提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地方还有余量吗？

“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是应该的。但也必须看到，上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相关因素影响，宏观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各地财政收入压力大，财政投资增加，财政支出和负债率均有所上升。

近期，地方财政吃紧，信号频发：河南郸城因连续多月无法发放驾驶员工资，全市公交车停运；广东省唯一全国百强县惠州博罗县也爆出，因公交企业经营困难减少班次；四川乐山一次性17亿卖断未来30年的大佛景区主营收益权；四川阆中一次性拍卖公办学校、行政机关等175家单位的30年食堂经营权……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疫情以来，一边财政开支扩大，地方负债率攀升，另一边财政收入放缓，卖地收入下跌。地方财政愈加吃紧。真的要问一句，地方有余粮吗？

看看上半年地方财政状况。全国31省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均为赤字，赤字规模为5.57万亿。其中，四川财政盈余为-3694亿，广东-2912亿，上海-18亿。上海财政受疫情拖累出现了历史首次同期赤字。但由于中国实施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地方财政赤字主要靠中央转移支付和地方债务来填补。然而，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计近9.8万亿元，规模为历年来最大。上半年转移支付同比多增1.5万亿元，增长18%，增幅为近年来最高。可见，地方财政压力之大。

地方财政净贡献更能够反映地方公共预算的真实收支情况。所谓净贡献就是上缴中央税收数额减去中央转移支付。2021年，财政净贡献的省市只有9个，其中广东省财政净贡献位居全国之首，净贡献为8901亿元。后面依次是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山东、天津和福建。可见，6省3市（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北京、上海、深圳）对全国税收收入和转移支付的作用很大。特别是东南五省市（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经济总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地方对中央财政净贡献接近8成。保东南五省市财政，相当于稳全国财政和转移支付。这也就是李克强要求广东、江苏必须、浙江、山东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得原因所在。今年受疫情相关因素冲击，财政愈加吃紧，要求经济大省挑大梁。

不过，经济大省的财政收入也受到冲击。实际上，疫情对经济大省、大城市的影响大于内地省份和中小城市。上半年，经济大省财政收入增速要低于全国，东部财政收入增速要低于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济增速前五均为中西部省份，而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的经济增速未超过2.5%。其中，上海为-5.7%，经济大省中只有福建的增速达到4.6%。

经济增速与财政收入相匹配，经济大省的财政增速偏低。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730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同比下降0.5%，按自然扣除同比下降11.4%；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84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同比增长4.2%，按自然口径同比下降6.2%；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639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同比下降5.8%，按自然口径同比下降17.9%。

地方债务的问题还是不可忽略的。近些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上升。2016年末，全国地方债务余额约15万亿，2021年末是30.47万亿，今年6月末是34.75万亿元。如果按照宽口径下的债务率，即（债务余额+城投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来计算地方债务情况。

华东经济大省的债务率不低。江苏宽口径的债务率为全国最高，达到350%，浙江接近300%，福建接近250%。广东省债务率相对较低，在180%左右。还是必须要高度关注高债务率地区的县级财政问题。当然，经济大省的公共债券发行信用高、融资能力更强。今年，专项债额度往经济大省倾斜，最高三个省份依为广东（3682亿）、山东（3069亿）、浙江（2325亿），江苏专项债额度仅为1524亿。通常，理论上来说，东部经济大省的公共债务扩张，更能够带动私人投资，引发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

空档轰油门　何用？

为了稳住经济大盘，中央也是下了大力气。力度最大措施要数上半年实施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两种截然不同的措施：一是减税、缓税、退税，挽救市场主体，增强市场活力，此为供给学派之策；二是大规模发行专项债，投资大基建，拉动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此为凯恩斯主义之策。

首先，针对减税、缓税、退税，早在3月两会后就在《两会 | 李克强“尽了最大的努力” 总理记者会仍有四问》一文中提出，市井长巷里的店铺，有多少根本缴不上那比税款，根本等不到政府退税，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了。能等到退税的企业，恐怕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2021年我国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5亿户”，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每10人就有一户，户户不同。最低尺度在哪里？是否户户都可做到先缴再退，减税、缓税、退税是否可解解燃眉之急？恐怕未必。所以这个举措，一直也为扭转企业气氛。

而再看，大规模发行专项债，投资大基建。

姑且不说，债务从来不是解决债务的办法。基建投资是最容易被政府所控制，在刺激经济的措施里也是最有效率的，在当下经济环境下，诚然依赖大基建投资是必须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其实对就业、消费、预期，作用都很小。如果只知道依赖大基建，这就是过时的政策。需要基建，但大基建不能够是唯一的或者是最主要的。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就业结构已经转为服务业为主。在这种情形下，扩大投资拉动就业的效果或没有想像的那么强。事实上，今年以来就业压力有增无减。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更不会有消费了。这是近年来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储蓄倾向上升，各种刺激消费政策效果不彰的重要原因。所以，也必须意识到，如果不能活跃服务业生产经营及相关消费活动，即便一味扩大投资也将只是实现低水平的经济均衡。也就是说，如此也没有办法扭转“预期转弱”的趋势。

效果已经做出了证明，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是财政扩张（伴随着货币扩张和债务扩张）—公共投资—提振市场信心—乘数效应—经济复苏—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缩—偿还政府债务。假如这个逻辑是有效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关键是乘数效应。所谓乘数效应，是指一个经济变量的增减能够引发连锁反应。这里我们看财政支出乘数，财政支出的增加引发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成倍增加。通常，大城市的财政支出乘数效应更强。

然而，上半年专项债融资高达3.4万亿，下半年的任务主要是加快投放，“用好用足专项债”。所谓“用好用足”，从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来看，就是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引发乘数效应。结果呢，广义货币高增长，财政政策也发力，社融却不及预期。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市场融资需求萎缩，资产负债表衰退明显。在货币和财政大举扩张之下，个人、企业、地方政府跟进意愿不足，乘数效应尚未出现。

新冠疫情完全打乱了生产、生活，企业家的预期被紊乱。今高级别的措施进一步改变了市场预期，投资和消费信心转弱，这是直接原因；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逻辑未必不可靠，公共投资呈现边际递减，公共债务持续攀升，这是根本原因；房地产市场持续恶化，又是一大因素。如此疫情之下，乘数失效，持续耗油，财政愈加困难，地方债务风险增加。

坦白说，车子无油时空踩油门，不仅无力，还损车，道理都懂，同样的，当下也需谨防“空档油门”，宏观政策“空轰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