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禁片《英格力士》里的文革狂热、牺牲与幻灭

导言：8月17日，《TATLER尚流》杂志发布《田壮壮：我和电影的关系》视频，长达80分钟的时间里，中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全程以平缓的语气讲述他从入伍和进入电影学院开始，直到拍摄制作《鸟鸣嘤嘤》苦苦等待过审，40多年来所有和电影相关的故事。田壮壮在谈到《鸟鸣嘤嘤》时坦言，“电影拍完了两年了，送到电影局里到现在没有任何审查意见，作为同行的尊重来讲，我能接受任何的一个审查的结果。但是我确实不能接受一个我送给你两年多，你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的结果，这个确实让我，再一次对电影，失望。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到找到一个结果。”田壮壮该言论在引发网络热议的同时，有自媒体整理出一份这几年“消失”电影名单又迅速刷屏，该名单排在第一位的即是陈冲2017年杀青的电影《英格力士》。该电影以敏感的文革为题材，改编自王刚同名小说，鉴于电影未能过审公映，在此分享原著书评。

壹

单单凭借一幅不久前在柏林电影节发布的国际版海报，沉浸20年的陈冲就搅动了一潭春水。

彼时有人不吝赞美，预言计划于2017年上映的《英格力士》，将成为2018最大话题电影，最佳华语片，至少是之一。也有人牵强附会给出了理由：故事发生在新疆，时代背景又是文革，再加上已经披露的演员阵容，王志文、袁泉、霍思燕，不火都对不起那个青春和阳光都被垄断的年代。

是的。在2017年，凡是以文革作为时代背景的中国电影，都获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先是冯小刚的《芳华》，再是清华校庆电影《无问西东》。虽然两部影片对于文革的介入度都只是蜻蜓点水，远不如《霸王别姬》那般酣畅淋漓，但对于大多数没有亲历过文革的观众来说，已经足够震撼。

那么问题来了：已经杀青的《英格力士》，会是延续以往点到为止的保守模式，还是会大胆以身试法拓展文革类电影的边界？

如果以陈冲在上一部电影《天浴》中的那股劲儿来推断，应该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狠角色，是后者无疑。对于《天浴》，陈冲曾坦言，“《天浴》的故事讲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的狂热，我们的牺牲以及最终的幻灭。”

因着这样的狂热、牺牲和幻灭，所以本是回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记忆的《天浴》，并没有太多青春的气息与希望，反倒从头到尾满是批判与控诉。虽然期间有着一些看似温馨的画面，比如失去生育能力的藏族人老金对于天真稚气文秀的呵护，以及充满青春气息的文秀躺在草原上享受自然与生命的脉动，却也不过间接烘托出了最为严酷的现实与结局本身。

如果悲剧的结局不可避免，那么一开始铺设的美好岂不是更残忍？

贰

说回到《英格力士》，同样是文革题材，20余年之后的今天，陈冲又会如何表达与讲述？

目前有限的线索，就只是那张系着鲜艳红领巾的中山装海报，以及海报最上方的那一行字：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红领巾、中山装、英雄主义，这些今天看来很陈旧的元素，被陈冲强行拼接到了一个平面上，意图传递的讯息若隐若现。而那句出自罗曼·罗兰的宣传语，后边还有一句被隐去，“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则算是夯实了影片的总基调——讲述苦难但依然奋力拥抱美好。

这一点，原著作者王刚在英文版序言中也有过直接交代。“所有那些残忍我都不愿意过分地提及，一方面是由于它们被满是伤痕记忆的人写的太多了，受难者的脸和施暴者的脸由于早先的文学过于纵情的描写，而显得无限清楚，似乎中国的悲剧全都是由于好人太好了，坏人太坏了……这种描写让我内心反感。另一方面，我感到莫扎特与我共同的忧郁包容不了那个时代的轰轰烈烈的往事。”

王刚的“心结”与反感，陈冲不会不明白。

叁

可能是为了避免落入窠臼，所以王刚在原著中尽可能将人还原为人，没有全然意义上的好人，也没有全然意义上的坏人。

比如刘爱，作为牵动始终的线索人物，既有很良善的一面，当维语老师阿吉泰被欺负时敢于出手相救，当英语老师王亚军被冤枉时成了唯一讲真话的人，可也有很不堪的一面，比如爱慕虚荣地装扮成绅士的模样，半夜潜伏在英语老师宿舍门伺机偷走那唯一的英文字典，当阿吉泰洗澡时定时定点偷窥，并在夜半凌晨时分重复做着连自己都觉得肮脏的春梦……

再如王亚军，作为“英格力士”的代言人，是从上海调到新疆支边的英语老师，由他为孩子们带来“新世界”的文明，并如殉道者般承载着少年们对于知识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宣传海报上的那件中山装，也最先由王亚军撑起。可就是这样一位文明世界的代言人，却也难逃情欲的纠缠，最终因忍不住偷窥阿吉泰洗澡沦为“坏分子”而入狱。

还有那个全书中最有张力的小女孩黄旭升。从刚开始的单纯美好，到后来的两次疯癫——一次是因为父亲的离世，一次是因为失手用手枪打死了同学，接着是坐着囚车游街时的亢奋，以及最后考入大学时的欢欣雀跃，那个灰暗年代在这个小姑娘身上的烙印如此沉重，以至于经历过被批斗与批斗他人的她到最后浑然不觉，整个人空洞到没有一丝忧伤的表情。

也许正如王刚所说，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不管是刘爱，王亚军，还是黄旭升，身处于那样一个忧郁的年代，都不可避免要被扔进染缸里浸润一番。这也应验了人们经常推卸责任般的那句自我宽慰：错的是那个时代，而不是我们。

肆

情况真的如此吗？当《英格力士》以孩子的视角来看成人世界的既定规则与处事方式，总有意外收获，并在构筑直抵人心力量的同时，流露着近乎黑色幽默的暗色调嘲讽。

这一点，在刘爱的父母身上有很直接的反映。作为工程师，刘爱父母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可在那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年代里，父亲的威严只能靠一身军装，而不是自己亲手设计的高大建筑，母亲为了保全，不惜给校长投怀送抱、作践自己。在听闻自己的邻居、黄旭升父亲死亡的消息时，父亲幸灾乐祸，母亲面有喜色，以至于“我”只能吃惊，然后愕然自问：别人家发生了死人的事情为什么会叫他们有一种像是突然过节一样的喜悦？

而最为嘲讽的，则是三次与批斗相关的事件，而这也在王刚小说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第一次是正在画毛主席像的父亲，被范主任要求多画一只耳朵，否则有辱伟大领袖，以至于画蛇添足后不伦不类，被揪耳朵且差点遭批斗。最后只能默默控诉：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天天画着愚蠢的东西，就像上刑一样。

第二次是不知谁在学校黑板上写了“打倒毛主席”的反革命口号，进而引发学校的一场剧烈地震。为查出“元凶”，老师们要求学生在一张纸的正反面分别写下“打倒”与“毛主席”，岂料因父亲离世近乎疯癫的黄旭升则直接写在了一张纸上，惊倒四座。所谓清醒不如疯魔，放在当时此言并不差矣！

第三次是王亚军因为偷窥被定为“坏分子”。作为现场的唯一“目击证人”，“我”却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在话语权和主导权皆被成人操控的世界里，卑微不足道的“我”，只能一次次地被打回原形，从始作俑者被迫成为受牵连者。而这一心结，当时在场的父亲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都未能释怀。于“我”而言，个中阴影可能更为持久。

伍

跳出电影可能的铺设，以及原著的有限度挖掘，回归那个异常癫狂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感，亲历者，抑或是后来者。

王刚的相对克制与拥抱美好，在陈冲看来可能需要彻底的撕裂与直面才足够痛快，毕竟“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个泱泱大国以及居于其中的13亿人才可能有所反思与进步，正如陈冲对于严歌苓《天浴》的大胆演绎。

可谁知道呢？20年过去了，一些感知可能已经变色变味了，一些不容碰触的伤疤可能已经再次结疤了。恰如一些与文革有关的人已经渐次离去，不会再回来了。他们的伤与痛，也随着身体的消逝一起走向终结。

个体苦难的终结不可避免，因为人固有一死，也胜不了天，可对于延绵不绝的中华民族而言，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文革作为我们的苦难史，曾经不由分说垄断了多少人的青春与阳光，不该很轻易成为过去，更容不得任何形式的涂抹。毕竟，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被时间打败。

只是，铭记历史并不只有挖掘苦难、痛陈伤痛一种形式，正如王刚所说的，“它们被满是伤痕记忆的人写的太多了”，何况我们“共同的忧郁包容不了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往事”。也许在文革结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是时候在认清苦难的真相后开始奋力拥抱美好了。

这，大概也是陈冲在蛰伏了20年后，仍然选择抓着文革不放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