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如何认识中国面临的挑战｜专家有话说

编按：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中美关系评论网站《中美聚焦》和网络论见平台《思考香港》发表文章《如何认识中国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美国要维护其霸权，中国要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这使双方关系仍有回旋余地，而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他认为，中国策略应是缠斗，并争取可能的合作，以防止全面脱钩。在高科技领域，竞争已势在必行。中美博弈的结果将取决于两国各自的国内发展和争取其他各方的能力。《香港01》得到《思考香港》授权转载文章，以下为全文内容。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与世界已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开始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并提出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中国就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外交明确了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和平环境。邓小平的判断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的影响是重大的、多方面的。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历程若以2012年为标志，可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面临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前形成和积累的，要解决的主要是经济转轨和高速发展问题；后一阶段面临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经济起飞后出现的，要著重解决的是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这两大段面临的问题起源不同，应对的思路也不会一样。应对当前国内面临的挑战，关键在于如何从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要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诸多问题，如收入分配、环境资源、人口老龄化等，以及利益多元化下如何凝聚共识。

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个外部环境趋紧的时期。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对中国来说，这一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只是由于海湾战争、911、美伊战争等事件而被延缓。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体量巨大。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仅用40多年就进入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带给现存国际秩序、资源、市场和环境的冲击也是空前的。

在中国之后，还会有像印度这样的大国跟进。这种冲击我们感受不直接，但外部世界感受强烈。近年来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需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以全球眼光看中国，这样才能处理好中外之间出现的结构性矛盾。

中美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变为全面战略竞争对手，而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把中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目前，美国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国施压；但要看到，中美博弈双方的目标并不在同一层次上，美国要维护其霸权，中国要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这使双方关系仍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不是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这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已酝酿了十年，绝不会轻易改变。中美博弈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有充分准备。我方的策略应是缠斗，并争取可能的合作，以防止全面脱钩。在高科技领域，竞争已势在必行。中美博弈的结果将取决于两国各自的国内发展和争取其他各方的能力。

俄乌战争受多种因素制约，前景尚难预测。但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俄乌战争需要有中国视角，不能被西方或俄国的观点左右。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中国把奉行睦邻政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而俄罗斯则习惯于在周边建立由自己控制的缓冲带。事实上，俄罗斯是欧洲战略纵深最大的国家。

冷战时代，除了针对华约的北约集团，还有一个针对中国的东南亚联盟，但后者早已自行解体，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从不搞扩张。两种不同的思维导致了不同的战略后果。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应兼顾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我国一贯奉行的外交政策原则和国际道义这三者的平衡。

中俄两国的战略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同国际体系的联系要比俄罗斯广泛和密切得多。应避免别有用心的国际势力将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使中国的形象俄罗斯化。

应对现已面临的挑战，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实现大多数人可享有的现代化，这将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极大贡献。同时，要冷静观察世界格局的走向，保持战略耐心，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之间的平衡，学会换位思考，以利用各种矛盾，争取和团结多数。

以往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有两条：第一，世界只有一个，试图搞两个体系没有前途，中国正是率先跳出冷战格局才实现发展。第二，面对外部压力，要有多手细致的准备，顶住压力，适度反应，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恶性循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摆脱历史悲情主义，避免自负的民族主义，不卑不亢地与世界各国交往。

作者简介：

章百家，祖籍浙江三门，1948年1月生，中共党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外交史研究，近年主持改革开放史。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硕士学位，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外关系第一研究室主任；2004年12月至2011年8月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