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疫情说起　内地年轻人也有“言论自由梦”｜京港青年有话说

《香港01》“京港青年有话说”系列，以在北京求学的香港与内地青年视角，向读者分享他们在内地生活的见闻和感受，以及他们的观察和思考。本文作者是在北京某大学就读的学生。

内地青年看待言论自由　与港人观点相似？

港人非常注重言论自由。而说到内地，本地人惯性地会觉得内地人民没有办法在包括各大网络平台等公开场合上畅所欲言，例如香港市民会质疑俄乌战争初期有许多跟俄罗斯有关的负面新闻会被删除，上海疫情期间也有很多负面消息被封锁。各大内地传媒似乎都是官方喉舌，又或者是官媒立场的复读机，唱反调或者独树一格的新闻报道则有可能遭到删除。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在中国任何人不可能因言获罪时，港人普遍笑他是在说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也不免会有“内地人不会真的全盘接受这种说辞吧？”等疑问。

不过，根据笔者自己的观察，内地人民心中普遍也有一条底线，当然青年的底线一般会再往上擡一点，毕竟青年普遍更崇尚自由与革新，中国青年也不例外。

认同舆情“堵不如疏”　以“弱者武器”抗争

在对言论自由的很多观点上，内地青年和香港青年的看法其实出奇地一致，尤其是在知名内地大学读书的青年就更是如此。这些内地青年除了对赵立坚的“不可能因言获罪”论嗤之以鼻以外，最近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要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后，他们也搬出了赵立坚“中国来去自由！”等发言记录。而在上海出现大批居民回馈无法获得食物、药物与及时的救治之际，他们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方式转载当地居民被迫通过网上的即时紧急情况名单共用情报等“自救”方式，又引用赵立坚曾对外国记者说“抗疫期间生活在中国，就偷著乐吧！”的金句，可说中国青年阴阳怪气的创造力不比任何一位现在看著这篇文章香港青年读者逊色。

日常讨论时，内地青年对如何管理舆情有明确的想法。例如内地青年经常表达“治理舆情如同治水，堵不如疏”、“要解决问题的来源而不是解决指出问题的人”、“删了一个，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等观点。他们普遍认为虽中西方对言论自由的具体定义肯定不一致，因为不同的人对自由的需求也会随著生活质素、文化、意识形态而改变。然而，在上海疫情这种威胁到自身的健康与安全时，对外求助的“自卫本能”是不可能失效的，这是底线，若再被舆情部门突破，就会义愤填膺，以“弱者的武器”进行各种抗争。

上海疫情期间：奇招应对审查　如“公民抗命”

例如在上海疫情高峰期间，某些关于上海“微信公众号推文”（可理解为你在Facebook上能点开的长文）被删除不久后就出现其180度反转版、国际友好的外语译版、文采斐然的古文版与心领神会的表情符号版，铺天盖地、接踵而至，虽说它们最终都基本上被释出删除，但其实用香港本地的话来说无疑属于一种“公民抗命”。

青年们会公开讨论“删帖的全家火葬场”等诅咒还真的挽救了一部分帖子，笑言是不是负责“和谐”的审查员也明白他们与受困的居民都有苦难言；更时刻质疑用大量运力运载连花清瘟是否有“政治寻租”的意向，指本来可运送更多救援或生活物资；有成群的人提及封城影片《四月之声》遭删除的消息广为外国媒体报道，认为“它客观反映封控期间引起的民生问题”，诚非“加盐加醋”和“按闹分配”，反映的是“平庸之恶”，质疑“封控致死的案例要比新冠病死的多”和“经济几乎停摆”。同时，也有表示万一上海没有严格执行“动态清零”死亡人数会剧增并远超封控死亡数的声音，相关的论战并没有被悉数删除。

内地“踩界言论”四大类　关乎切身需求时难管控

于是，“内地青年如何看待内地的言论自由？”成为在北京生活了7年的笔者不禁要思考的问题，笔者会粗暴地将会被管控的话题分为4类。

第一类是“妄议中央”类。这在西方国家（与香港）看来是家常便饭，在许多香港人的印象中，美国人骂特朗普是疯狗的次数还少吗？政治家被扔番茄之后幽默的说自己“不喜欢吃番茄”是加分项，说李家超是“比卡超”与“Lady Killer”也无妨。但这一点内地确实就很不一样。以上海疫情为例，当青年对上海当局未能满足居民需求与质疑当局涉嫌寻租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挑战中央的权威，所以被删帖会极度不满，而如果是质疑“动态清零”而被删帖的话，他们则鲜有微词，因“动态清零”是国家所坚持的抗疫路线。

第二类同样是绝对不能说的违法言论，包括犯罪宣言，例如一切颠覆政权、威胁国家安全、威胁公共安全与人身安全等宣言都会被处理。在这个层面中西大致互通的。

第三类是被官方定义为历史虚无主义或是敏感历史事件的内容，例如大鸣大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其实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大多都知道来龙去脉，但是内地青年自己认为中央也并不希望太多人知道这些负面的历史事件，这是有据可依的。美国的华莱士曾采访江泽民前主席，他先是断言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所以本质上就是独裁，又引用江表示媒体是“党的喉舌”的发言，当时江的回应是“我认为不管每个国家还是政党，都应该拥有它自己掌握的公共出版物来传播它的政治理念…我们也有新闻自由”，当江泽民举例提及如同毛泽东的“大鸣大放”后，华莱士插嘴说：“那是灾难！”，江回应：“但是方向是对的。”接著表示：“我们是个（当时）人口超过12亿的大国，代表国家的媒体舆论导向确实很重要”，他判断中美在经济、国民教育等方面有重大差异，因此不能强加美方对新闻自由的定义于中国。随后华莱士指出中方“设墙”不给内地人看BBC和《华盛顿邮报》，所以质问江：“你不相信你的人民从网上获取资讯或者学习的能力吗？”，江先是表示确实能学到很多，不过“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爱情动作片，对年轻人的影响太坏了”。华莱士反驳道BBC和《华邮》上并没有，江坦言被禁止的原因是因为涉政治新闻报道，“希望禁掉尽可能多不利于中国发展的资讯。”笔者接触过的内地青年其实也认同这些传媒报道的负面历史与时事文章有可能影响许多国民的自信与国家凝聚力，并且普遍表示“翻墙有门槛但是对当代内地青年来说很容易，只要是学术用途的话也没什么后果。”所以大部分青年也能接受不议论这些“不利于中国发展”的负面历史的言论自由。

最后一类属见仁见智的，例如关于内地疫苗效果不大的帖子和侮辱袁隆平等一度都被大规模删除。就前者舆情管理方的解释是要尽可能促进疫苗接种率，后者则是因为中国作出伟大贡献的“杂交水稻之父”不容侮辱。但或许是能隐约感知被删帖的理由，即便被删除青年一般也就私下骂两句，跟危及健康与生命的上海疫情被有关部门删除后的悲愤情绪终究迥异。

所以说，内地青年对言论自由的向往是有的，底线、判断力与批判精神也都是有的，差异确实体现在对复兴、稳定的期望上。

编按：本文标题及副标题为编辑所加，原题为《内地青年如何看待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