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上海｜心痛父建方舱染病　居港沪女：朋友对港从骂躺平变羡慕

上海，中国的经贸、金融和对外开放中心，然而自3月Omicron杀入社区后，这个拥有约2500万人口的经济引擎便在该月底开始了一场无预期的长期封城。一晃数十个日夜，除倍受瞩目的确诊数字走向，封城下的各种次生灾害，乃至衍生出的舆论共振，亦是触动心弦。

近期，疫情趋缓伴随限制松绑下，“逃离上海”、“告别上海”甚嚣尘上，在此之际，身居香港的上海人Yolanda接受了《香港01》采访，就对封城的态度、对港沪之别的所思所想，以及对在沪父亲因“人为”因素而染病的愤懑等娓娓道来，“我经常和朋友说的一个段子是，香港日新增6万我在街上逛，不敢和上海的亲朋好友说，怕他们担心我。现在上海日新增2万我还在香港的街上逛，依旧不敢和他们说，怕他们太羡慕我”。

2017年来港的Yolanda曾于中文大学攻读硕士课程，目前在港从事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对上一次回上海，是2021年1月的事情，当时疫情对生活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她一直待到11月才回港。

坊间不乏一些论调，认为高度国际化又在经济上举足轻重的上海，在防疫手段上会与国内其他城市会有较大差异，意即不至于采取封城这种终极手段。

Yolanda表示，以往内地包括上海不时会有零零散散的疫情发生，都没有到封城的程度；她在上海时，3个街区之外的社区也曾有本地确诊个案，但也只是封控该小区3至7天，全员核酸检测无新增后就会解封。因此，她相信市民都对这种程度的封控习以为常，且这样的部分封控模式，在过去一年中都很行之有效，故市民对上海政府的管控能力还是相对有信心的。

然而几个月后，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想像，今次为继2020年1月针对湖北省实施全域封锁之后，当局首次对一个一级行政区进行严厉的全域封锁。“本轮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态度都是比较积极的，可能认为和之前一样，最多封控个一到两周”，对Yolanda和她在上海的很多朋友而言，事情发展至此皆是始料未及，“所以才会有没有囤货物资短缺的状态”。

为父染病而愤懑　“方舱就是保证你不被饿死的状态”

面对自然的挑战，疫症的规模与走向，普通民众无法做太多的预测，可当影响直接降临在至亲上面时，Yolanda再也按捺不住，尤其质疑当中涉及到的“人为”因素。

事主是Yolanda爸爸，人在上海的他由于工作原因，必须去方舱工作，“我爸爸当时接到通知的是去帮忙搭建新的方舱，之后在外围负责安保，公司保证非常安全。所以工资也是按照普通日结工资标准去计算（200人民币/天），并非是高薪召集的方舱工作人员”。结果到了才发现，那里就是一个工地，一行五六个工人睡在一个集装箱式的棚子内，没有任何人管理，没有防护服，也没有日常核酸检测。

去到的第二天，就有一名工友开始发烧，但无人来管，最后他们这批人中，许多都发病，“有人中招之后都没有人来做核酸检测，只叫他们自己做抗原检测”。Yolanda表示，直到第三天，才有人来为发烧的爸爸做核酸，但是结果迟迟未出，他们也没有住进方舱，依旧是待在工棚，即所谓的临时隔离点，每天只能吃退烧药和莲花清瘟，“我父亲因有肝脏类疾病，向方舱的医护人员表示吃了莲花清瘟肝很痛，能否更换其他药物，医护表示没有别的，只能吃这个”。

到了第五天，当大家基本都退烧时，一行人才被转移进了上海会展中心的方舱隔离，“虽然是上海条件设施较好的方舱，但依旧不能洗澡，所以我爸爸在方舱14天都没有洗过澡”。而退烧之后，其父仍有咳嗽等症状，遂向医护询问治疗药品，但依然被告知只有莲花清瘟，“我爸爸表示：方舱就是保证你不被饿死的状态，准时发餐，别的一概没有”。

经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后，被释放回家的Yolanda爸爸在家继续隔离7天。当时，居委会在未通知屋内的人员的情况下，就直接用封条把他们家的门给封上，而她爸爸从头到尾都没有显示确诊过，第一次核酸检测的结果也没有给到过。她怀疑，他们最后被归为方舱内部确诊，这样就不用统计进社会面新增的数据中。

对于至亲的遭遇，Yolanda气愤难平，因其感觉就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感染，“首先为什么要搭建这个方舱，已经把大家关了一个月了，有中招的都好得差不多了，且大多数人在家完全能够自愈，非要把他们拉出来增加传播机会。二是，即使需要建方舱，也得有完善的管理吧，不是把人关进去保证他们不饿死就行了，工作人员和感染者都没有防护和管理、照顾，让人觉得方舱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政治作秀，表现出政府在积极抗疫的状态”。

每次，Yolanda和爸爸视像通话的时候，就会哽咽难鸣，非常伤心，想到对方孤苦伶仃，发著烧，睡在集装箱里，又不能洗澡，就觉得令人很崩溃，“他展示的几百号人睡在展览馆内的真实场景，只能让大家产生坚决不去方舱的想法”。

除此之外，Yolanda提到其姐夫在封控期间，有一次常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未出”，并非阳性，就直接有人上门要拉他上车送去方舱隔离，认为从中可见整个末端的管理都是非常混乱的。同时，物资的发放也是一大问题，她表示刚开始的两周，他们家所在的社区只发放过一次物资，是四包干货，类似于木耳红枣之类的，“如果先前没有囤货，真的会非常困难”。

“颜面”本虚假　逃离上海＝离开中国？

上海封城期间，不时出现诸如安徽保姆因雇主被隔离，自方舱医院出来后被迫狼狈住电话亭5日；来自广东的陪护妻子在丈夫病逝后流落街头，询问逾40间酒店均被拒入住等案例，以至于当局逐渐放宽外出政策后，“逃离上海”一说甚嚣尘上。在和平年代、已然十分现代化的大都会仍出现这般场景，是否反映这次政策的执行者根本未做好万全考虑，甚至未够能力为上海如此大的城市把关，影响了上海的“颜面”？

对此，Yolanda认为，这不完全是执行者的问题，执行者确实没办法做到万全考虑，执行过程中也会有政治的考量、个人私欲的影响，所以会导致作秀式努力，折腾普通民众乃至假公济私等状况出现。

在她看来，实际上更大的问题出在制度上，无论上海如何看上去“国际化、现代化”，其本质依旧不变。她解释，当疫情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城市和国家之间会有天然的张力，在内地，两种力量对抗的结果显而易见，“无论妳是国际化大都市还是十八线小城市，你都得听中央的话”。所以，给上海自由去选择抗疫模式的机会等同于无，既然中央定了调，就注定了层层加码，政治优先的局面。

至于上海的“颜面”，她认为这本身来说也是种虚假的颜面，在上海的也都清楚这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上的虚假高级，一旦金钱失效了，颜面也就扫地了，逃离上海真正的意思，在她看来可能是离开中国。她称，在上海有条件的，最近几乎都会在考虑移民，身边也有很多人开始询问她如何来香港，过往一些从不会抨击政府的人也都转变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家也都开始看颜面下面的东西”。

身边人从骂香港躺平到羡慕香港　Yolanda：没工作是100%会死

回到香港，清零与共存、封城不封城总是具争议的话题，在刚过去的第五波疫情中，香港就没有采取封城，而是实行以不封城为前提的清零政策，结果现时生活还是能渐渐回归正常，但也付出高确诊，高死亡率的代价。

作为上海人，又在第一线见证本港第五波疫情，其实Yolanda并不确定上海这样的模式与死亡率的必然关系，因考虑到次生灾害也可能危及民众的健康与生命，她表示自己只能从大部分人的生活受影响程度来比较。

从个人身边的案例来看，Yolanda表示，大多数人感染Omicron的症状都很轻微，甚至都可以正常上班，而封控对经济收入有很直接的影响，毕竟不是每个工作都能居家办公，“我很多上海的朋友和我说：‘再不复工也不用回去上班了，公司直接没了。’为了防护杀伤力较弱的病毒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显然，Yolanda完全不认同未来继续把封城来作为抗疫模式的选择，认为如市民都丢了工作，那清零的意义无从谈起，也会引起市民们情绪上很大程度的反感，“得了新冠不一定会死，但没工作是100%会死”。

面对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新的疫情，假如当局继续会采取封城手段作为抗疫模式，是否会影响回沪意欲？

对此，Yolanda表示肯定。之前两次回上海已体会过两次隔离14天滋味的她直言，这基本是需要把“忍”字写在脑门上，才能保证自己不发疯，而且她所有上海的亲人、朋友都跟自己说千万不要回上海，因此在内地采用其他方式应对疫情之前，都不会考虑回去，“现在确实我上海很多朋友会表示羡慕我，从骂香港躺平到羡慕香港居民可以随意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