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从台湾看上海：“清零”或“共存”还没到下定论的时候

台湾新冠（COVID-19）疫情大爆发，单日确诊人数在全球排行榜“名列前茅”，台湾官员曾经对防疫“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自信满满，如今成了一句讽刺。台湾社会面临着医疗量能与资源近乎临界点而带来的痛楚，又期待着早日脱下口罩、开放边境的自由，陷入了“清零”与“共存”的拉扯心理。此时，封城已两个月的上海，成了台湾官员和民众的一个参照“指标”。

上海负面形象助推台湾靠向共存

上海民众不满政策的抱怨、含泪哭诉的文本素材，大量被台湾媒体和互联网转载。包括近日“大白”暴力破门进屋清消的视频，也在台湾新闻报道循环播出。记者中午在小吃摊用餐，一对年轻情侣看到这个画面看傻了眼。再加上此前台湾防疫指挥官一句“中国防疫数字漂亮，但可能饿死比病死多”，以及陆委会以“不如顾好封城苦难人民”回绝大陆国台办协助购买快筛试剂，无不令台湾社会将“上海惨况”与“清零代价”划上等号。

当全世界国家陆续选择共存或躺平，中国大陆坚守的“动态清零”，自然成为政治视野里的一个“异数”。台湾从上海印象而来对“清零”的逐日拒斥，其实亦是这股在西方世界涌动的思潮的一个体现。因此当世界卫生组织（WHO）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5月10日说出“致力于‘清零’的防疫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之后，台湾几家主要媒体都推送了这条消息，在舆论效果上，等于是为“共存”的认同选择再往前推了一把。

尽管北京宣示要与一切否定“动态清零”政策的言行作斗争，但上海的情况已经在大陆舆论场烧出了“共存派”与“清零派”的极端对立，特别是于今北京疫情亦如临大敌，许多人开始反思民生经济还要付出多少代价，甚至反思严格的控管手段是否将中国自绝于世界之外、与国际“脱勾”？再加上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童之伟撰文指强制手段乃非法，更把舆论场情绪推上另一个层级。值得一提的是，“与国际接轨”在台湾也是主张共存者的主要理由之一。就传播心理而言，一旦加上了“国际”这个限定词，往往能够站上话语制高点，暗示其具有“先进性”。

一位在沪台湾学者的封城反思

如果脱下想像的外衣，上海目前究竟处于什么情况？《香港01》记者联系了一位在上海高校任教的台湾学者，请他聊一聊这段时间以来的所见所思。

刚结束学生论文答辩的他，在与记者对话时，将思绪从学术转换到日常。他说生活都还可以，除了物资涨价了之外，一般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还不至于到买不起、吃不到食物的地步。不过他也说，大的影响在于民众心理上对于“不自由”的焦虑，更包括对于未来的迷茫，不知道还要封多久、担忧再封下去工作会否不保等不确定性。

对于这些充斥于这座城市且已外延出来的真实情绪，他抱持着充分理解的态度，并表示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的大城市，在做法上还是要面对现实，“边错边学”，若是老方法行不通，也得要探索新方法。至于对上海甚或整个大陆在疫情冲击下的前景，他反而乐观地说，很多人说上海不行了，但恐怕还没到这个时候，最后还是要看结果好不好。他以当时武汉的情况作为参考，认为上海还没有武汉那个时候那么紧急，特别是李文亮医师过世的那一晚，整个大陆舆论更是紧张，“但武汉撑过来了，上海一定也能度过的”。

这位台湾学者的经历与体会，或许有别于台湾或西方世界接受到的讯息，更与美媒《纽约时报》5月6日刊出《上海正在新疆化？》一文的说法大相迳庭，却也是我们从外界感受上海社会温度的一个窗口。

少一人死亡等于多救一个生命

与谭德塞对“清零”表态的差不多时间，另一则消息似乎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期刊发表了一篇上海复旦大学研究团队的论文，指中国大陆如果放弃清零政策、不采取普筛和严格封城措施，疫情可能会在5月至7月更大规模爆发开来，或将导致超过150万人丧生。

这份研究论文的预测，令人想起几位中国大陆学者于4月25日组织了一场“新冠疫情与‘最薄弱环节’的上海？”线上研讨会。一位上海学者以“底”和“顶”的概念作为解读上海疫情的角度，其中一个观点，即指出如果上海是“顶”，不能忘记它的“底”是整个中国，中间还有长江三角洲，如果上海“破防”、疫情外溢出去，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巨大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大陆放弃清零，先不论在其他领域发生的损失，单是人民牺牲生命的代价就有可能在150万之数。去（2021）年2月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突破50万时，白宫降半旗、拜登（Joe Biden）出席烛光仪式默哀纪念；然而当今（2022）年5月4日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100万时，生命的消逝宛如风中飘扬的棉絮，不再令人“有感”。

出身于香港的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卢荻，曾经写过一篇《抗疫政治的轻与重》文章，他言及放弃抗疫的可预见危险之一，包括在“适者生存、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下，“大大降低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底线”。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今日Omicron病毒大范围的侵袭之下，且人类尚无法掌握这个病毒在未来还会有什么新变异和后遗症，少一个人染疫而死，其实就等于多救了一个人。

如今在中西博弈的地缘格局下，不可讳言，“清零”与“共存”在一些人眼中已经成为制度之争、文明之争、道路之争。但如果回到人民健康福祉的基本面来思考，生命与生存也应该是不能被忘记的核心价值。那么“共存”与“清零”之争是否随着“上海效应”或者“接轨国际”，已成了如同“历史终结论”式的“殆成定论”，恐怕还言之过早。

共存还未胜利　清零尚未失败

看回到上海，今天西方和台湾之所以能拿着上海当作“清零”的负面宣传，确实曝露出上海防疫政策的种种缺失，并没有吸取武汉、西安等城市的经验教训，不只令民众坐困愁城，更给了外界宣扬“唯共存论”的各种口实。但真正关键之处，在于“动态清零”能否坚守“动态”，如同那位在沪台湾学者所言“边错边学”，甚至是“边做边改”的自我纠错，真正落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

事实上，在上海成为众人集中检视的对象后，3月中旬至4月中下旬同在长三角区域的合肥，也遭遇了多点爆发一日多例的疫情，但很快地在5月9日最后三名感染者解除隔离出院，宣布全城清零。合肥的成功抗疫经验开始被人探讨，包括医疗资源的配置、后勤物资的储备、官员开会的形式、回应民意的速度、对外地人士的包容等等，估计合肥调整“动态清零”脚步的过程中，上海经验便是他们很大的一面借镜。

疫情还在不断的变化，成为“百年未有大变局”令人感受最为直接的真实体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情况，都还远远不到宣布“共存”胜利或是“清零”失败的时刻。疫情在2020年蔓延之初，有论者提出看的不是谁最后倒下去，看的是谁先站起来；两年之后，这段话可能要再加上一句：还要看谁站得久、站得好、站得稳。

同样受疫情无情折磨的台湾，或许也需要再三咀嚼，所处之岛的体量究竟能承受得了什么程度的重创？这远比执着在根源于两岸敌我意识的“共存”抑或“清零”之争，来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