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逝世｜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大学者与他的自由主义精神

著名史学大师余英时逝世的消息一传出，全球多家中英文媒体都发布了专文报道。吊诡的是，不同地区媒体侧重面向也各有不同，凸显出余英时多重面向的一生。例如台湾媒体报道多偏重他“反共”、坚持“自由主义”；大陆媒体则多提到他的学术经历与成就。

一般媒体或个人在悼念、乃至于评价余英时，很容易不自觉落入意识形态的窠臼。虽然不可否认，余英时政治立场鲜明，他的史学研究确实曾分别对两岸社会造成影响，尤其是《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士与中国文化》对两岸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以对一个面向的喜恶，来套用到其他面向的评断，这样会使得对余英时的评价先戴上“有色眼镜”。因此在评价余英时前，首先要厘清指涉的“余英时”是“中国思想史学者”、“反共斗士”、“自由主义者”，还是“20世纪中国知识人”？

中国史研究的西学底色

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历经中国抗战与国共内战，从大陆各省辗转流离至香港、美国，他的足迹本身就是一部历史。而他接触到钱穆、杨联升等前辈大师，并在香港新亚书院、美国哈佛大学求学，也让他的学术基础横跨中学与西学，为他的研究奠定不同于现代中国史学者的底色。

抛开余英时在意识形态受到的褒贬，单纯就学术上而言，他的思想史研究成果确实非凡。他师从钱穆、杨联升，对文字记忆力尤其惊人，除了能提出史学研究的“大问题”外，也因为其在西方学界发展，于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诸如使用“反智论”、“轴心突破”等西方学术概念作为参照，以创新性的“问题意识”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议题，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尤其，余英时的史学研究跟社会科学与西方史学的互动，甚至在行文中屡屡援引西方思想史学家的观点类比于传统思想家、指出其中异同，颇有“比较历史”或者“比较思想史”的开创性。其学生陈弱水曾扼要地指出，余英时是中文历史界第二次现代化重要的发轫人物。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余英时的史学研究融贯中西，却并不等于“西化”；他在著作中也非常明白指出中国与西方部分重要思想脉络的根本差异，例如“士”与“知识分子”、“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之别。

余英时在未到知天命之时，就与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一同在1974年膺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第十届院士，受到中国史学界最高殿堂的肯定，这在思想史人才济济的环境中，殊为不易。由于院士遴选过程严谨，必须经由院士评议会跟院士集会等重重关卡，当选门槛也必须有高得票。可以想见1970年代“老院士”们即认可了余英时的学术成就；甚至在两岸隔绝期间，他对史学大师陈寅恪《论再生缘》的见解，也得到陈寅恪“作者知我”的评语。而以余英时近70年的学术历程来看，他的思想史研究能同时获得西方汉学界与两岸三地史学界的高度肯认，甚至担任美国数所顶尖高校正教授，这样的中国学者，委实并不多见。

中国文化与道统的坚持

在现实上，余英时对中国文化的包袱，予人乐于揹负之感，除了指出当代中国具有文化空虚现象、“现在是‘士’最衰弱的时候”外，也投射到对于“道统”的理念中。他曾反问台湾《联合报》记者，为什么非要到某一块土地才叫中国？“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样的豪语，充分显示他多年浸淫于中国文化与思想研究的自信。

至于政治立场，余英时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有对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坚持，对中共的批评尤其受到抨击。但他并不认为古代中国士大夫争取做官的文化适合现代，所以从未参政；他也并不是国族主义者，更曾自嘲是“无国籍”人士，由于蒋介石政府怀疑他是香港“第三势力”，从而拒绝发给护照。他除了不支持共产党外，同样不拥护国民党，长期寄寓美国，最后也入土于同在美国终老的父母墓旁。

余氏遗产盖棺犹难论定

余英时的离世消息一出，许多报道都想对他盖棺论定。这对一位91岁高龄逝世，曾经历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时刻，且有政治价值追求的思想史大师来说，又是谈何容易？所以还是回到原先的问题，评价余英时首先要厘清，是针对余英时的哪个面向。

1990年钱穆逝世后，余英时撰有《一生为故国招魂》一文悼念其先师，文中指出“任何人企图对他的学术和思想作比较完整的评估，都必须首先彻底整理他所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然后再把这些遗产放在现代中国文化史的系统中加以论衡。这是需要长期研究才能完成的工作”。在此，或许可借用斯人斯语，作为逝者余英时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