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是“弱者的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遇挑战

一名名为“好心的旅行家”的网友发表一篇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短文，近期在中国大陆各论坛走红，文章中直言对于自身两年没有工作不觉得哪里不对，并认为压力是身边人对比产生，他说“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该文作者退出劳动市场，并寻求降低消费欲望，这种态度被网友引申为以消极的态度来对抗社会中无止尽，但未必能见到回报的竞争。

也因为这个带有消极味道字词的在网上讨论的火热，引起大陆官媒的关注，“新华网”就转载了《南方日报》的文章“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同时社会所谓的“成功人士”纷纷站出来批评这种现象，比如清华大学教授俞敏洪批评道，“躺平”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

不过，尽管躺平宣言备受热议，但整个社会系统并未因为这些青年赞同“躺平主义”而停止运转。大家虽然口上说着要躺平，很多人也可能正实行“微躺”，每天睁开眼，仍旧谨守本分，过好生活，打工人继续着996（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外卖小哥也继续困在各种外卖系统中。

所以，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在于躺平主义的内容，而是为何躺平这样的说法吸引了人们的热议。一般而言，若是社会常见现象，多半不太会引起关注，而会让舆论炒热的多半是那些该发未发、或可能即将要发生的问题。

如果照上述的思路来看躺平主义，这种想法是与“丧世代”、“内卷”、“佛系青年”等一脉相承，是都市年轻人在表达生存困境的一种宣泄出口。

事实上，近年来大陆青年被困在各种“系统”里的话题备受各界讨论，不论是企业996的编制、还是热议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等。青年感觉被当前体制困住，但又难以撼动体系，所以只好做些抵抗，比如乘上班时间摸鱼喝茶的“三点钟，饮茶先”，或是消极的“躺平”。

这种消极的抵抗在亚洲农业社会有其渊源，比如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马来西亚的田野工作发现，相较于大规模结构型变迁的革命运动，当地农民面对当权者不断对其索取劳动、利益、税金等，他们更多地进行着日常形式的反抗，像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怠工等，这些被他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

虽然大陆社会已逐步脱离传统农业社会型态，或许跟斯科特所提的农民生活也有差距。但是这种潜藏于人心的幽微心境值得关注。如果将躺平放在这层意义来理解，或许它不光是消极的行动，其背后更具有积极的反抗意涵。

进一步要问的是，当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经济强盛、国力随之兴旺，甚至可以“平视”世界之际，撑起这强大力量的网络靠的就是这些青年的身体，而他们现在面对的结构性困境，就会是下一个中国大陆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将历史时间轴拉长来看，相较于百年之前的20世纪初，当时中国面对的是民族国家的衰落与列强瓜分，中国作为弱国备受蹂躏，接受“新文化”的青年昂首抗争、并试图找出能救治彼时衰弱国家的解药，最后在农工阶级身上找到社会主义制度。

百年后的今日，大陆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融合资本主义开放的前进动力，同时不忘抓紧、控制关键产业，这种方式确实带领绝大部份中国民众脱离贫困，并逐步往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但在经济发展快速增长之下，资本主义带来的后遗症也愈发突显，包括高房价、长工时、城乡差距扩大等问题，这也让大陆近期在开放三胎的政策上遇到阻力，因为这个越发不平衡的社会难以支持青年生养子女。当前青年的困境可能还未成为普遍性议题，但躺平心态其实就已暗示了后续改革将会遭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