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未富先老”或将导致经济“三驾马车”熄火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引发舆论热议。争论数据的真实与否或许并无太大意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未来面临的老龄化、少子化等严峻的人口形势。香港01就此专访了人口问题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本篇为系列采访第一篇（共两篇）。本文内容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外界对于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真实性存在争论，你也曾在《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是质量最差的一次普查》一文中对数据提出质疑。但如果跳出数据的争议，从趋势上看，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

易富贤：我个人认为2020年人口普查做的比较差。尽管采纳电子设备采集数据，并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但想不到竟然耗时半年才公布，结果更是令人失望：如同2010年、2000年普查存在的问题，2020年人口普查一样拘泥于数据连续，导致人口数据水分很多。

即便按照官方给出的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也掩盖不了（中国的）人口危机。比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欧洲各国历年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率，发现中位年龄、60岁以上老人占比、老龄化指数（60岁以上老人/0至14岁儿童）都与GDP增长率直线负相关，而0至14岁儿童占比则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直线正相关。

依照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2012年至2019年中国的中位年龄、60岁以上老人占比、老龄化指数也与GDP增长率直线负相关，相关系数都在-0.94以上。中国的中位年龄从2012年的36岁提高到2020年的39岁，如果总和生育率有幸稳定在1.2，2035年、2050年的中位年龄将为46岁、51岁。60岁以上老人占比从2012年的14.6%提高到2020年的18.7%，2035年、2050年将为30.3%、37.5%。老龄化指数则是从2012年的78%提高到2020年的104%，2035年、2050年将高达275%、364%。

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推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减速，到2025年之后可能将低于4.7%，2035年连2%都很难维持，意味着2035年经济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需要经济增速平均为4.7%）的目标恐难实现。

横向看，2020年中国各省的60岁以上老人占比、老龄化指数与2015至2019年的平均GDP增长率直线负相关，0至14岁儿童比例则与GDP增长率直线正相关。东北的老龄化最严重、儿童比例最低，经济增长率也最低。东北的生育率下降超前中国其他地方十多年，等到其它省份达到东北目前的年龄结构，经济活力可能还不如现在的东北，因为现在东北靠全中国的转移支付淡化了人口危机。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老年化的加速将导致社保和医疗开销增加，而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将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这就意味着很多地方政府将面临债务危机，无力进行投资。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劳动力减少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共同降低投资率。

老龄化虽然有消费需求，但是储蓄率的下降将降低消费能力，因此中国今后的消费率将持续低迷。1980年代后期中国每年出生2,500万人，这奠定了中国现在成为世界工厂的人口学基础，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出口能力。但是即便依照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现在每年也只出生1,200万人，意味着很多产业将后继乏人、年龄结构老化，将大大降低中国的出口能力。

可见，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面临熄火的风险。中国的经济高度依赖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总值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但是随着购房年龄人口的快速减少，房地产泡沫可能将破灭，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人口结构老化也改变社会心态，目前东北老龄化最严重，心态也最保守；深圳最年轻，心态也最开放。今后全中国的社会心态将不断东北化。

01：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都在减少，最新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总和生育率1.3。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此前撰文指出，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这种现状是由那些原因造成的？

易富贤：事实上东亚儒家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2010至2016年的平均生育率，阿拉伯世界、印度、拉美、美国、欧盟分别有3.41、2.40、2.12、1.87、1.54；但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分别只有1.18、1.12、1.20、1.22、1.22、1.42。

东亚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但目前生育率低，原因有五：

第一，现代社会经济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对儒家地区的家庭价值打击最大。尤其是，社保体系取代传统的家庭保障体系，动摇了儒家生育文化的经济基础。

第二，儒家父母相信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因此对子女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在传统低养育成本下，会追求多子多福。但是在现代高养育成本下，会牺牲数量，追求质量。比如东亚地区普遍有“孟母情节”，过度注重教育，高昂的教育成本降低父母的养育能力和生育意愿。而过长的受教育时间又挤压年轻人的生育时间，比如现在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高达31岁，而美国还只有27岁。

第三，东亚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过高，每平方公里有1至3万人，并且人口过度集中在大城市，高房价、高民生压力、狭小的空间，导致民不聊“生”。而美国的即便芝加哥、费城这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四千人。

第四，在基督教世界，传统上有两个父亲（血亲和上帝），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社会福利），因此非婚子比例高达40至70%（这是不可持续的），非婚生育率高。而儒家地区传统上只有血亲一个父亲，并且社会福利水平低，因此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非婚子比例都只有2%左右。

第五，儒家文化只有“此岸”，没有“彼岸”，更珍惜生命（比如在对抗新冠疫情上东亚国家普遍应对较好），因此预期寿命长。比如，2017年日本、新加坡、香港的出生时预期寿命高达84.1岁、84.8岁、84.7岁，而美国、欧盟只有78.5岁、81.0岁。这就导致儒家地区养老负担最重，年轻人养不起孩子。

而中国大陆除了上述共同的原因外，还因为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少生”的教育。并且社会、经济模式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并将惯性延续下去。因此，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很难稳定在1.2。

01：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呼吁放开生育，应对低生育率和老龄化，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开放生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生育政策迟迟没有调整？

易富贤：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利益集团篡改人口数据，虚夸人口数据。

比如2012年我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发表的5万字的报告预测，如果实行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只会暂时上升到1.4，建议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但是2012年蔡昉、李建民、陆杰华等17位顶级中国人口学家在《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书中却恐吓性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达到4.4，每年出生4,700万人；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能达到2.4。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预测，如果放开全面二孩，生育率会反弹到4.5，每年出生4,995万人。

面对这种恐吓性预测，中国中央政府于是决定在2014年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当时，中国国家卫计委预测2015年的生育率能达到1.8，每年多出生200多万人。而我当时判断，2015年的生育率最多只能达到1.2。

结果当时的小普查显示，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不是1.8，更不是2.4；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不但没有多出生200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

中国发展出版社原本要在2015年8月出版我的《大国空巢》一书，但是中国国家卫计委办公厅给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公函阻拦出版，理由是我的判断和预测与官方的不同。我预测如果仅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只能暂时反弹到1.45，建议停止计划生育。

而中国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和翟振武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中建议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预测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之后，2018年生育率会达到2.1的峰值，出生2,189万人。

最终的结果是，即便依照中国国家卫计委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人（实际应该只出生1,000万左右），没有2,189万，更没有4,700万、4,995万。

中国国家卫计委为了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

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相关上市公司的股票也会暴涨。但这些在全中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

抽样调查显示，2016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只出生了1,200万人，而不是1,847万人。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有效“提振”生育率。2018年（因为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中国国家卫计委之后，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7年的1758万、166万、71万猛跌到2018年的1362万、106万、41万，但是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未见波动。

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又未能获得真实的人口数据，将继续误导人口政策，也将误导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