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剧后来居上不意外？　业界：台娱乐产业陷“越本土越国际”迷思

2018年7月，台湾民意基金会曾发布一份民调，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好感度增加4%为48.8%，反感度则由47.4%降低为43.9%，好感度首次超越反感度，引起舆论热烈探究原因。其中英国“电讯报”（The Telegraph）报导提出，台湾民众对大陆好感度的上升，部分可归功于高收视率的陆剧；社会学专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庄佳颖也认为，能接触更多的大陆流行文化及制作精致的历史剧，以及大陆具前景的经济，是台湾民众对大陆好感增加的原因。
陆剧近年在台湾有多受欢迎？继《后宫甄嬛传》之后，《如懿传》、《延禧攻略》在台湾陆续引爆热话，时至今日，Netflix的影剧排行榜前10名，陆剧便往往占近半，且不再仅限于《大秦赋》、《大唐女法医》等传统古装剧，如《三十而已》及《哪吒重生》等时装剧及动画片，也开始进入台湾观众的视野。

2018年的那份民调距今已过去三年，两岸关系虽降至冰点，但大陆文化、语汇入台的情况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深、更广，影视综艺等流行文化更在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角色。不少政治人物及学者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台湾正因此陷入“文化统战”而不自觉，纷纷提出呼吁与政策意图防堵。但文化统战也好、趋势使然也罢，尽管爱奇艺被禁，大陆童书、动画遭审查下架，都未能阻挡这波“陆流”来袭。

在全球化无边界的网络时代，文化一旦成为流行趋势，便成为无孔不入的生活日常，想完全杜绝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们更应该深思的是，台湾为何从十几年前自信满满的强势文化输出地，沦为如今文化“被输出地”的窘迫局面？

缺钱缺质缺量 台湾娱乐圈辉煌不再

“我印象很深刻，我父亲朋友在美国打电话过来，就说我看到你儿子名字，这么厉害，我们当时做的电视剧，非常非常红，台湾红完就可以红到东南亚、红到美国，大陆也会看，那是台湾电视、流行音乐非常蓬勃的时期，李宗盛、罗大佑，各种流行歌曲透过不同的传播方式流通出去，整个华语都觉得台湾是流行文化重镇。”

老吴是在两岸都拚搏过的资深综艺圈人士，大学毕业后在老三台制作连续剧，之后转战唱片圈，替不少台湾明星制作唱片及担任经纪人。2004年，老吴决定前往北京，除了唱片及演唱会的音乐项目外，也参与当地的影视编剧产业，直至2014年返台投入广告、MV工作。而随着近年台湾影视重新萌芽，他又将重心重新回到了本地影视剧的老本行上。

提到台湾流行音乐、影视的兴衰际遇，老吴认为，娱乐跟资金、受众、创作、渠道脱不了关系。在他刚开始做台湾八点档时，收视率最高能飙到48%，因为渠道被政府控制而受限，但因为有盗版录像带等产物，台湾的电影、音乐还是能借此传播到整个华语市场。直到2000年之前，台湾由于拥有足够的资金挹注，且受众清晰，一直都保有不错的创作质量，也维持着台湾在华语文化圈的强势输出地位。

但随着这几年的环境变化，台湾娱乐产业变得越来越被动，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资本的抽离，导致后面一连串的恶性循环。老吴举例，大陆有海量的投资方觉得影视可以赚钱，一部电影动辄四十几亿人民币的票房，投资十亿人民币也算不了什么，有了这些资本运作体系的支撑，越来越多人投入娱乐产业，很多海归派也带了新的运作知识回来，大陆的娱乐产业因此产生质变。

他提到，大陆的娱乐产业开始学习荷里活制片人制的管理体系，这是超越台湾的关键因素，制片人在作品生产过程负责所有集资、统筹规划，由制片人找题材、找编剧、找导演、拉赞助，找发行、一切就定位开始运作。“台湾不是这样，导演想到了题材，要自己想办法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再跟编剧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梦想，先不要拿钱，把剧本先写出来，如果最后弄不到钱，那就对不起，下次梦想成真了再给你，两者相比之下产业健康程度就差很多。”

从前台湾只有台视、中视、华视，资金相对庞大且集中，就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将好作品呈现给观众。但随着电视台越来越多，广告收入遭到瓜分，以前只要给三家电视台，后来多了民视，紧接着扩增到100多台，每个电视台都要分广告，但资金总额并没有扩大，于是各频道开始调降制作费、压缩成本，生产质量也随之大打折扣。

除了质量之外，老吴也强调，娱乐圈是非常重视动能的行业，必须不停有东西产出，一旦产量下降，人才的流失、中断就会更严重。大陆为何能够成功？因为产量够多，只要持续有几部水平够高的作品“中奖”，获得观众的广泛喜爱，就很容易成为产业。足够的资金，足够的作品，可持续性造就了大陆的娱乐产业，一旦产业发生正循环，对外输出自然就会强势。

抛弃中华文化话语权 革新或自缚？

台湾之所以从强势的文化输出国转为弱势，除了资金问题之外，老吴认为台湾确实也丧失了一大部分的文化话语权，而与其想着怎样阻挡，更应思考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好好说出属于台湾独有的叙事。在国民党解严之初，对娱乐文化产业采取较为宽容开放的政策，加上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来台时带了一批菁英，台湾社会因此在文化核心上成为大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从《包青天》、《济公》到《金庸》等脍炙人口的古装剧，到百花齐放的华语音乐，台湾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上无疑占据了至高的话语权。

但不可否认的，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转变连带影响到台湾对影视文化的看法与喜好，年轻一代不仅对“中华文化话语权”兴致缺缺，甚至对此心生厌恶，不少创作者也以台湾的主体性与本土化做为卖点，期望能借由“说好台湾故事”摆脱中华文化的桎梏，“越本土越国际”的说法也因此甚嚣尘上。

“所以不要想着怎样能挡住，邓丽君的歌红到什么程度？红到大陆人说‘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罗大佑的《之乎者也》歌词充满对中国处境思想的高度批判，同样感染了对岸的一代人。这些当年都曾被大陆官方所禁止，但上有对策、下有对策，回过头看到台湾，民进党禁得了吗？根本没有办法。”

台湾要做到文化输出，必然要让更多人受到感动，但台湾习于讲述自身受害者、被压迫者的处境，却无法将反抗做到惊天动地，只是沉溺于哀愁低迷的氛围，这样的作品不仅娱乐性偏低，也难以令更多人感到共鸣。“如果所有东西的落点都回到特定的政治立场，对岸观众不想看，台湾不同颜色的观众也兴致缺缺，觉得又是白色恐怖，普及性因此变低，反而浪费了台湾的创作自由。”

缺乏共鸣的悲情如何“国际化”

他举例，选题自由的台湾大可以政治浪潮作为背景，他半开玩笑地讲述一个三十岁的青年被“韩粉”父母逼着去参加选举活动，进而引发家庭争端的故事，但观众不会关心“韩粉”的政治倾向议题，而是三十岁的青年在家庭、社会与生活中所碰到的困境，观众想要看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怎么改变自己的世界。陆剧《三十而已》之所以能成功，便是在讲述自己的“上海故事”时，让各地的三十岁青年都能产生相同共鸣。从人们生活的共通性着手，再辅以当地生活风格融入，举凡世界各地的影剧都是如此。但台湾只自溺于在地而欠缺国际的共通性，这是对“越本土越国际”最大的误解。

观诸近年《想见你》和《我们与恶的距离》两部台剧，都是建立在“说好故事”以及对在地社会议题提出批判省思等基础，在对岸取得巨大成功与好评。由此可知，台湾可以用任何观点和手法，建立新的文化娱乐体系，关注自身的生活环境。但刻意避开中华文化的存在，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检视娱乐消费，只会限制了创作人自由，降低文化娱乐产业的生产实力。当台湾让出了一部分的题材选择，市场上自然会有他人的创作抢占其份额，在观众喜爱追看的前提下，原本是文化输出的市场，沦为被输入的市场。

老吴最后感慨道，在政治上可以箝制言论制造风向，教育上可以修改课纲偏视历史，社会上可以制造对立隔断交流，但回归日常文化娱乐，对于文字、音乐、影像、故事的审美，中华文化依旧就是台湾人心灵的本源，难以从基因中被移除抹除。“仇韩”情绪在台湾也曾达至高峰，但韩剧、流行音乐依然成为台湾观众的娱乐首选，也带动了韩国美食、服装、化妆品等消费潮流。如果连韩国这样的异国文化，都能因娱乐产业强势输入而占有一席之地，面对大陆有着相同的文字语言、贴近台湾生活的各类作品，一味抵抗既无意义、亦不现实。

“台湾受众对于文化娱乐的需求永远都在，自己无法生产，就只能等着进口。台湾创作人其实一直拥有过去五千年积累到现在，甚至影响未来的文化能量，如果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加上充沛的资金结合人才技术，台湾依旧能从现在的弱势，重回文化输出的领导位置。但在这段从低谷重回高峰的过程中，狭隘自溺满肚子仇恨，是绝对无法产出好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