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币飙升成“美国贡品”？

5月初，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如火山喷发般从32元一路冲破30元，短短数日内升值近10%，引爆金融市场的紧张神经。这场升值并非普通市场波动，而是呈现出高度政治经济操作的轮廓，尤其是在美台关税谈判暗潮汹涌之际，台湾政府的回应更显得欲盖弥彰，激起舆论对于“新广场协议”是否重演的集体焦虑。

若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此次现象，新台币的急升并不单纯是资本市场自发的结果，而是地缘政治大小权力之间，在贸易不平衡与战略依附间进行的非明文博弈。

尽管赖清德与台湾央行总裁杨金龙齐声否认有来自美国政府的任何施压，但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已在公开场合明示，美国正透过各种方式向亚洲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要求货币升值，以补偿美方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沉默反倒比否认更引人疑窦。

美日广场协议再版？

国际货币政策博弈从来不只靠白纸黑字，更多时候是靠“视窗指导”（window guidance），即政府不直接出手干预市场，但透过预期管理与默许信号，诱导市场达到政治目的。这正是“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在台湾被热议的原因。

此种默契性协议与1985年日美之间的《广场协议》异曲同工。当年日圆大幅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回稳，但日本经济泡沫随之破灭，开启了“失落的三十年”。时至今日，台湾是否正处于类似的战略让步期，让汇率成为对美谈判的“诚意展现”？

回看历史与理论，货币升值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无异于杀鸡取卵。在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下，汇率即是一经济体竞争力的调节器。强升的货币意味著出口报价成本上升、毛利压缩，尤其对中小企业与传统产业更是一记重拳。

而这一切，发生在台美尚未完成实质性关税谈判之前。若说台湾是为了争取更低的关税条件而默许新台币升值，那也应是有配套保护出口产业的策略与过渡期，而非如今回应失序、政策混沌。

（延伸阅读：“台版广场协议”发酵？　恐还是海底冰山一角 ｜ 点经）

货币政策如影子战争

事实上，新台币此轮暴升并非孤例，包含人民币、韩圜、泰铢、马币等亚洲货币也在过去一周对美元升值，但幅度远不及台币。这一现象可从“美元霸权”的货币体系重构视角理解。

当美国内部面临通膨压力与贸易赤字，特朗普遂期望透过关税与货币政策双轨并进，意图重建美元的竞争基础，不乏评论直指这已不单单是关税的贸易战，更是“货币的影子战争”。而台湾作为美元体系的高敏感度区域，在政治上又对美依赖深重，自然成为最先做出货币升值回应的国家。

这种结构性依附让台湾在全球货币政治中成为风险首当其冲的实验室，如当美元走弱时，亚洲必须升值来维持其贸易地位的合法性，否则就面临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汇率操纵国”指控。

有台媒指出今次新台币暴力升值过程中，最具戏剧性张力的是，在央行尚未积极干预之际，保险业与出口业者即为了自保而集体对冲美元资产，引发了进一步的升值螺旋，评价这仿佛就是一场自我实现的预言，官方政策的不作为成了市场的信号，导致台币被迫强升，并引来炒汇资金的短期流窜。

台湾“唯美是从”的代价

长期以来，台湾的对外经济政策始终深陷在一种矛盾的格局：一方面仰赖出口与外资作为成长引擎，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对单一大国，即美国的依赖与朝贡式外交，好似除了“唯美是从”，别无他法。

在美台谈判中，台湾舆论忧虑与质疑的重点在于，若台湾选择货币主动升值作为“献礼”，那么是否应设立明确的换取条件？例如降低关税门槛、技术转移或是美国市场准入保障。但迄今为止，赖清德政府对谈判细节讳莫如深，台湾社会对政府的策略与底牌一无所知。

但就另一方面来看，台湾政府面对到特朗普政府的“霸凌式外交”，也确有哑巴吃黄莲般的苦楚，哪怕美国届时宣布降低对台征收的“对等关税”，但一如台湾媒体人陈文茜近日警示的，“新台币猛升可能是台湾要进入下阶段美国关税谈判的条件”，“新台币升值等于对仍留在台湾的高科技及出口产业，尤其根留台湾的台积电及其周边企业，凡未迁到美国的，变相的关税。每升值11%，等于课征11%关税”，结论是：这形同1985年（日美）广场协议，对台湾高科技、出口来说，比被课征32%关税还要糟糕。

总的来说，这不仅仅是美台之间政治透明度的缺失，更是直接暴露台湾主权经济治理能力的缺口。当台湾政府连“谈了什么”都不愿清楚交代时，又如何期待企业界能配合政府战略调整供应链、重新规划资产配置？

有台湾经济学者指出，若新台币汇率升值幅度持续达到10%以上，众多依赖薄利多销的中小企业将无法生存，出口商从赚钱变赔钱，“做得越多赔得越多”，最终演变为失业与产业空洞化危机。

美国压力是“房间里的大象”

放眼眼下的国际政经局势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不再，经济碎片化已是既定事实。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加速对全球供应链重组与货币操控，背后是对美国国内制造业复兴的战略考量。对台湾而言，单靠对美输诚换取关税减免，是短期避险策略，却可能埋下长期的制度风险。

如果台湾选择继续在台美关系中单边让步，那么未来是否也会在劳工条件、环保标准、数字税务等其他谈判项目中持续被动承受？而这一切的代价，是民间投资信心与产业竞争力的耗损。

可以说，对现时的台湾而言，所谓的“美国压力”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全然明显却被台湾政府视而不见、不做讨论也不思风险，抑或干脆不反抗争辩，而台湾产业与民间需要与期望的，不过是这个自诩民选、民主又自由的赖清德政府，可以对如汇率是否作为对美谈判筹码？谈判“底线”在哪？让步后的代价由谁承受等等的问题诚实回应，如果赖清德政府连回答这些问题的勇气都没有，那么外界对其“未战先降”的批评就无从辩驳，自甘沉默与选择服从，台湾最终沦为大国战略的附庸，也只是刚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