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脱贫”后仍要“振兴”? 内地农村还未摆脱城乡悬殊

撰文: 赵观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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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据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表示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今年的目标任务是保持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
一号文件年年都有,年年都有各自主题,但是次“乡村振兴”应该会成为持续多年的大政方针。农业农村部即就“乡村建设行动”作补充:“启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就在文件出炉后不久,国家乡村振兴局的领导层也正式“埋班”,开始展开实务工作,而按文件内容清晰所示,“乡村振兴”是内地“脱贫攻坚”规划的延续方案,就在刚过去的星期四(2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宣布经过8年努力,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宣布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

内地多达1亿人选择“就地过年” 本地游受益预订量同比增长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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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农村年初爆发新一波疫情

为甚么“脱贫”之后还需要“振兴”呢?此因“脱贫攻坚”任务针对的是“绝对贫困”,亦即是年收入仅得数千元人民币的基层国民,而“相对贫困”的问题尚有待解决,甚至是更难解决。文件即明确指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要理解“相对贫困”这问题,党政机关还未有官方定义,但单单由新一年头两个月发生的城乡时事要闻,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印象,初步探讨“乡村振兴”要下怎样的功夫。

内地防疫成果有目共睹,但于今年初却爆发新一轮疫情,爆发地点正是河北一带的农村地区。相比起城市防疫措施法度深严,农村的防疫物资和意识均相对匮乏,而由于人口流动跟进不足,致使传播链追踪更加是难上加难。确实相比起海外地区而言,这一波爆发“只是”以百计,算不上是严重,但反映论治理能力和运作效率,内地城市大体是固若金汤,而农村则较为脆弱,有待省级政府动员人力物力才得以遏制疫情。

马云“低调”前一直有很高的曝光度(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马云所创办阿里巴巴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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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再证城乡发展不均格局

从宏观经济层面观之,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城市发达有赖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入城打工”,等同于吸收了农村的宝贵生产力,然而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十分显著,这由上述疫情表现即可见一斑。某程度上而言,城市对农村的反馈就只限于农民工汇款、慈善捐款和政府财政转移,导致内地农村“空心化”和“农村破败”的现象颇为普遍。

落实在微观新闻事件,就在河北农村疫情平定后不久,内地迎来号称“地球上最大规模人口迁徙”的春运。有鉴于去年疫情经春运散播全国各地,今年官方提倡“就地过年”,鼓励国民在工作地域内度过新春,而非如往年般回乡与家人团聚拜年。从积极一面看,不少邻近大城市的乡村受惠于“本地游”,发掘了意料不到的新客源,而从消极一面看,缺少了回乡人流,不单止令“空巢村”老人只能于线上与亲友团年,也是直接截断了农村的年度消费大宗收入。

不论是正反影响,“就地过年”都体现出,“脱贫攻坚”主要为扶助绝对贫困人口,财政补贴和异地搬迁是主要手段,辅之以产业建设,基本上还未扭转资源向城市大幅倾斜的大格局。

作为中国企业家、前中国大陆首富及前华人首富,王健林备受外界关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马云所创办阿里巴巴获奖):

导入先进商业模式促成新动能

由此可见,要真正达到城乡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而在疫情经济之中,内地致力扩大生产与消费“内循环”,对农村的相对贫困人口可能是机遇大于挑战。工业化村落会少了海外竞争,可以获得更大的国内市场份额,而国内旅游也有利于促进乡村旅游业,吸引较高消费的本地旅客。

如果视疫情为“无形之手”,变相为需求面转捩点,官方则期望于供应面应用“有形之手”,“振兴”农村的潜在生产力。据农业农村部介绍,“乡村振兴”方案重点即在于:“要抓好村庄基础建设。要继续提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著力推进往村覆盖、往户延伸。抓好农村公共服务提升。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最理想的情况是,经过未来5年的乡村建设,农村可以通过“补齐短板”的过程,由“依靠”转变为与城市“有机结合”,同时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毕竟中国城市化比例才百分之五十多,虽然中国肯定不会走上全部城市化的路线,但乡村与县镇的现代化,凭借开发这些地区经济的潜力,加上导入先进商业模式,都可以是下一个阶段的一大经济发展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