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民进党新课纲背书 台湾教授竟贬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由于统独意识争端，台湾每回对历史课纲的修订，都会引起极大的关注与批判。尤其是2019年民进党政府施行的《108课纲》，将高中历史以往按朝代顺序的写法改成主题式，又将中国史融入“东亚史”的篇幅中，更让王仲孚、吴昆财等台湾学者批评是去脉络化与“去中国化”的新手法。
为了配合新课纲正式上路，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桶法拣择两岸与日本学者的论文，编成《课纲中的中国与东亚史：从国家社会、人群交流到迈向现代的历程》一书，并于2021年1月28日举行新书座谈会，讲述新课纲的优劣与编纂论文集的动机。在此之前，林桶法也已与其余学者合编《课纲中的台湾史》论文集，同样是作为补充新课纲之用。
曾于2014年连署“反课纲”的林桶法，虽然对《108课纲》的撰写方式也有过批评，但在这回新书座谈会上，却称誉新课纲的制定是台湾教科书的“革命时代”。林桶法还细数历年来的历史课纲变动，声称诸如“要不要称日据、或者叫日治，或者台湾史的篇幅要多少等等”，“都是在枝节末叶上面改变”，林认为这不会影响到教学现场。林还声称，这些改动“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我们教学现场的问题。我主要关心的是学术的教学现场，政治的现场，不是我们能够关心，或者我们能够改变的”。
接着林桶法赞许新课纲改变了昔日课纲的中国中心论、朝代中心论等思维，把群众性、人民性、转型正义、国家暴力、分域动态等最新的历史概念都加入。为了论证这种“多元”观点的进步，林桶法举战争为例，宣称“战争也不一定是坏的”、“它会带来破坏，也会带来新的精神”。
林桶法接着又说道：“德国柏林那个犹太人博物馆，它就是一个反思，反思人类的文明，反思人类的一些问题。而这样的反思，它不像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样赤裸裸地、很明显地让你觉得悲戚的那种感情，反而这个博物馆会让你有些反思性在那上面”。
此外，同样出席座谈会的台北永春高中历史教师唐裕凯，则提出对《108课纲》的不满。渠认为“到底是谁的中国与东亚？东亚的定义讲得不清不楚啊！”、“要东不东、要亚不亚，然后稿子有点去脉络化，变得好像是主题式的各国国别史”，并批评课纲仍聚焦在中国、朝鲜、日本等国家，琉球等部分国家没被提及，并非名副其实的“东亚史”。
但唐裕凯对新课纲的另外一项批评，恐怕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唐裕凯自承从2008年开始教书后，“我一开始教的学生，他们以前读中国史，讲很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制度，他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中国中心论，因为学生没有什么后设思维，他没有办法去理解。那现在这个课纲，他反而会‘老师，我读了以后觉得中国好棒棒，中国影响周边的各个国家，他们都学华夏都学中国，中国好强’，就是反而造成他们有一种直觉、直观的概念”。唐裕凯强调自己并非指责新课纲带有“中国中心论”，但新课纲会让“学生真的没有办法有后设思维”。
爬梳这些教师的发言，实在不能不教人质疑，彼辈对教科书定位、史观与史实等三方面的看法都存有舛误。首先，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本就是培养公民对于国家与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各国无不重视，从来就不是“纯学术”教材。也正因如此，台湾各党才无不极力抢夺教科书的话语权不是吗？否则又怎会在每回修订时惹来“去中国化”的骂声？课文中的每字每句、对两岸历史变迁的介绍，都涉及再造台湾社会的政治属性与国家认同，故林桶法自称只关切“学术的教学现场”，从本质上就注定不可能做到。
至于史观方面，林桶法一面宣称历史概念没有所谓的“最新”，但又矛盾地擡举“转型正义”、“国家暴力”和“解构”等概念，形同给各种观念评等优劣，这难道不是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平心而论，不管是历史或其他社会科学也好，“百家争鸣”本就是正常的学术动态，各种新名词与新观念均代表人类思想的碰撞，不宜直接否定。但在国民义务教育上，历史教学必须依循一贯的价值观与国家观，而李登辉以降的台独势力也正因熟知此理，才会以推销新颖学术概念、鼓励学生多元思考的名义改写课纲，企图瓦解过去“部编版”教科书内的中国认同。故新课纲中的所谓“多元”，其实只是为了消解原有的国族认同、建构一套“新台湾人”的独立史观罢了，根本不是真心在乎学生有无培养“多元”思辨能力。
也正因新课纲的深层目的是解构中国认同，因此林桶法才会主张“日据”与“日治”的叫法无关宏旨，更褒扬德国柏林犹太博物馆，贬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作用。然而，“日据”与“日治”的差异在于是否承认日本殖民台湾的正当性，这攸关二战定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以及战后“台湾光复”的合法性，怎可能属于“枝节末叶”的改动？回避这个问题的行为，本身就是种政治表态，故林桶法也并未落实自己宣称的没法关心与改变政治问题的发言。
再说犹太人遭难与南京大屠杀俱是人类历史的灾难，难道犹太人的苦难就不悲戚吗？何以介绍南京大屠杀惨剧的纪念馆的悲戚得受批评、还起不了林桶法要求的“反思性”？里面陈列的侵华日军残忍手段、受害者的名单与遗像，难道无法让良善之人痛诋日军的残暴、伤怀罹难者的境遇、控诉侵略国的罪责、进而反思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林桶法的对比，不但让自己表面推崇“多元”史观的态度显得虚伪，更贱弃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痛苦与淡化日本侵华的罪恶。身为一名学者，为了肯定新课纲竟如此宣传，林桶法的言论委实太过偏颇。
而从唐裕凯的不满来看，这份被批评为“文化台独”的新课纲，竟会让学生赞叹“中国好棒棒”，导致缺乏“后设思维”？此等逻辑着实叫人如坠五里雾。因为揆诸史册，几千年来中国引领东亚各地区文明的发展，始终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高句丽小兽林王从前秦引入佛教、律令、太学，或是日本派出的遣随使、遣唐使，以及越南使臣向中国争论自己是“华”非“夷”等各种例子，都斑斑证明中国文明的进步与辐射性，东亚各国的语言、饮食、风俗、传统政治无不受中国影响。假如要否定这段历史，以免台湾学生欣羡中国文化的魅力进而产生归属感，那么这群台湾老师们是不是该自行发明一套历史广为传授，如此才叫合格的“后设思维”？
台湾教科书的争端起源自国家认同的混乱，故从来就不可能纯以学术层面探讨，上述几名教师的表态也不过是台湾整体社会“台独仇中”的意识缩影，绝非少数个案。因此，只要两岸问题存在的一天，台湾历史教育就愈有可能被批着“多元”外衣的“反共仇中”思维裹胁，台湾学生对国家的认同、对史实的陌生、对史观的错乱，也一日不可能被纠正，最后在“多元史观”的灌输下沦为盲目“反中”的空壳而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