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调农业安全事关政治安全 农村工作会议折射中共政党属性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共同参加年度“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聚焦有关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方面议题。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案头重点。从2004年至2020年，中南海连续17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凸显中共这个从农村发根的政党的“初心”，也是与其他执政党的一个重大区别。
本次农村工作会议虽然是中共一年一度的惯例会议，但是会议所称“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信号，则表明在中共高层的执政计划中，其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治理目标已经发生历史转折。
此外，会议多次提到“政治责任”，点出“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通过这种省级一、二把手负责制，将农业安全上升到中共执政的政治安全高度；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甚至将农村振兴与中华民族复兴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农业现代化。因为虽然中国的粮食安全基本无虞，但是今天中国农业现代化仍有短板，例如优质种子依然依赖西方。这也是12月18日闭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21年重要任务中单独将“种子安全”列出的原因，是习近平底线思维和提前布局意识的再度体现。
从会议内容可以发现至少六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
其一，“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移。习近平表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为此，中共中央为原贫困县设立5年过渡期，以保持政策延续性，防止返贫。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不仅标志着该省66个贫困县实现整体脱贫，也标志着中国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
习近平在2020年将终2021年将启之际，宣告三农工作重心的转移，显示了中共规划的连续性，而且应该是早有统筹安排。
其二，将乡村振兴与民族复兴挂钩。习近平称，“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这就意味着“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必要内容，也是其评价标准之一，如果没有乡村振兴，就谈不上民族复兴。
其三，加码“粮食安全”保障。习近平表示，“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他还要求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而所谓“长牙齿的硬措施”，则预示着将会形成保障“粮食安全”的惩罚与执行机制。
习近平所说的“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与12月16日至18日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有关表述相近，既属于三农发展问题，也属于粮食安全的范畴。这些都是习近平底线思维和提前布局意识的体现。
其四，推出新一阶段“乡村振兴”的更有力度的七条方案。七条方案分别聚焦乡村产业、乡村社会风气、乡村生态环境、农村改革、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乡村社会治理。本轮“乡村振兴”与之前相比，区别在于习近平所说的更强的“顶层设计”，以及“更有力的举措”、“更强大的力量”，其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曾被视为中共“一号工程”的脱贫攻坚，可能将成为新的“一号工程”。
其五，突出“政治责任”，定责“一把手”。习近平多次提及“政治责任”一词，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承担“政治责任”，还要求县委书记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并作为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同时重视乡镇领导班子、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些各级“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是乡村治理优劣成败的“关键人”，也是解决乡村问题的“牛鼻子”。
其六，应验习近平“不忘初心”之语。农村、农民与农业是中共成立初期由败转胜、由小到大，直至建立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关键依托。习近平在此次会议开篇便称，“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中共十八大后，倾注巨大的资源致力于脱贫攻坚，再到此次会议将乡村振兴作为新一阶段的重要国家议程，确实展现了习近平时常所说“不忘初心”的说法。
根据中国2019年官方数据，2018年中国人口接近14亿，农村人口约占40.42%，约有5.66亿。这数亿人属于中国社会里的弱势群体，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也是中国治理的薄弱环节。尽管温饱问题大体已经解决，但其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乃至实现共同富裕，却非易与之事。其难度确实不亚于早前中共树立的“全面脱贫”目标。
事实上，中国数以亿计的人口在近几年得以摆脱贫困，也被普遍认为作为中共的执政成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9年就曾称赞“中国使得亿万人民脱贫，而这种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而在14亿人全面脱贫之后，新一轮乡村振兴又将令中国人发生怎样的变化，值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