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抓党建统战军队思政　中共历久弥新的“三大法宝”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军队政治工作条例》、《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共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揭示了中共并未因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造成中国及海外经济下行压力，而对武装力量、统战，以及党内建设等方面的领导工作有所偏废。
为何中共高层此时会着重在这三个领域呢？这是由于此乃中共领导中国共产革命运动成功的“三大法宝”。

武装斗争不可或缺的关键：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共自建党以来，历经18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其中的“武装斗争”，更是中共念兹在兹的“枪杆子出政权”。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国民党称“南昌暴动”）起，打响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即使稍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各种左倾路线造成组织、人员上的严重损失，除让中共意识到组建革命武装、拥有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更要把握好枪口的“瞄准方向”，即党对军队的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强化“党指挥枪”。

中共在总结此期间的军事挫败时，认为军队思想混乱、缺乏纪律，若不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往后难以完成艰巨的军事任务。于是，毛泽东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改编，史称“三湾改编”，从此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原则。

正是由于中共从革命时期到成立全国性政权以来，始终掌握对所有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就算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中央文革小组逐渐架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功能，地方上红卫兵组织展开对各地中共党委的“夺权斗争”，但军队一直牢牢地为中共中央所掌控。

所以当文革“天下大乱”的激进红潮于1967年至1968年受到“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压制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辖下的军队就扮演了稳定大局的角色，终使文革走向以革命委员会主导的恢复秩序阶段。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也是这个道理。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统战”

同样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出来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原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理论根源来自毛泽东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虽然当时国共两党还处于孙中山主导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联苏容共）阶段，但双方暗中较劲不断、彼此提防，迨孙一过世，林森、居正、张继、谢持、邹鲁、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人士随即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西山会议”，宣布中共非法，并通过“取消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派李大钊等”等决议，国共关系急遽恶化。正因中共遭到建党以来的首次重要挫败，毛泽东才会写下必须要“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等语。

依据辩证法的逻辑，主要矛盾随着时空环境变化而不停转换，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并非一成不变的。等到日军大举侵华，中共认为的主要矛盾从斗争“国民党反动派”，转为挽救中国的危急存亡，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

等到抗战胜利后，中国局势演变为国共两党对决，中共的主要矛盾就从侵华日军转到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上。“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成为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统战对象与目标。

服膺党的建设　推进“第五个现代化”

毛泽东曾形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巧妙地形容了三者的关系。诚如毛泽东所言，若无如臂使指般的党组织，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则无用武之地，突显党的组织建设之重要性。

从1994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历届四中全会的重点几乎都聚焦党建工作：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上2017年十九大政治报吿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中共党章，2019年陆续修订、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不断重申“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彰显中共对领导工作的重视，亦揭示其“第五个现代化”的积极态度。

2020年1月《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反映了现阶段中共对自身党建工作放在“治理”上，尤其是“推动机关治理”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近期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也称“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显示近年中共仍未对党建有所松懈，并且是朝向“全面从严治党”，辅以“全面依法治国”等规范化、制度化措施，保证用权而不滥权，避免“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

在2020年的岁末年终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除了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国内外情势变化，做出相应的布署，即将到来的2021年，也是“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一个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百年之庆，巩固、重新夯实这个曾经替自己夺取中国政权的“三大法宝”，中共期许在迈向第二个一百年（建国百年，2049年）的征程上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