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第三条路・七】复局：被主权遮蔽的台湾主体性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抛出一新议题，他盼国民党能够思考，找出统独以外的“第三条路”。但是，台湾历来关于第三条路的探讨，无非仅是对统独加以遮掩的政治言语，扣掉词义诡辩之后，台湾眼前的道路事实上“非统即独”，且进一步考虑北京方面为维护主权完整愿“不顾一切”，独的道路势必也窒碍难行。
为此，多维新闻以“台湾的第三条路”为题，以七则稿件解构“第三条路”的本质仅是选举包装、回避两岸终局方案的”假议题”，并提出台湾能否在一个中国主权底下求得自主空间的另一种思考模式。
何谓“第三条路”？台湾到底要怎么走出第三条路？第三条路又是否可欲？假如都窒碍难行，又如何从心态上着手、冲破过往的情感束缚，为第三条路的可能性打开心门？
讨论这个问题，无可回避的就是如何才能令台湾人“当家做主”。具象而言，在台湾人的政治心理中，最软也最抽象的一块，恐怕要属对主权的热爱了，在多次的选举政治包装后，“主权”与“主体性”好似变成了连体婴，任何伤及主权的言语或行为，都能瞬间成为打压台湾主体性的符码，对于这具连体婴的迷思，也就越陷越深。因而，对主体性的复局是讨论第三条路最重要的心理建设。
台湾人究竟有多爱主权？
国族认同、政治共同体意识与主权想象，有极强的联系。2019年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台湾国家安全调查”显示，如果大陆不会攻打台湾，将有62%民众赞成台湾独立；也有高达69.8%受访者认同“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的名称叫中华民国，不需要再宣布独立”的说法；而台湾政治大学选研中心2020年民调更显示，有67%民众仅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创下历史新高。
这种对于主权的偏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本是人之常情，中国大陆民众也是如此，但台湾人更吊诡的是，热爱主权的同时，面对中共的武力威胁，既不愿台独、也不愿两岸统一，多次民调都显示，不论外在环境如何波动，最大宗的主流民意稳稳站在“维持现状”上，2020年“维持现状”涵盖了85.1%的民意。
但台湾人要维持的现状，究竟是什么？不只蔡英文讲不清楚，恐怕台湾人也说不明白，因为这个“现状”有很多层面：从《中华民国宪法》上来看，两岸是处在国家待统一的现状；从国际政治面来看，台海现状受中美大国博弈，乃至于日本态度的牵引；从台湾内部政局来看，现状显然偏向“不宣布独立”；而从政治心理面来说，则是“反对被中共并吞”。
不同的“现状”侧重各异，但此次大选以降，“维持现状”的论述受到民进党“抗中保台”大辇垄罩、佐以“七十年来中华民国”史观、乃至于选后国民党改革中致力于“强化中华民国主权”，这都表示了台湾主流政党与民意，对“主权”的热爱，实不容小觑；2019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英津投书媒体指需要将台湾“去主权化”，旋即引起台媒大篇幅的报道与批判，后座力极强。
主体性跟主权不是“连体婴”
但是很少见到有人问，不断突出“主权”之下，台湾是否有什么没看到的可能性？甚至在热爱主权的同时，台湾失去了什么？
“主权”这个概念，对内指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外则指不受干涉的独立自主。而台湾的宪政现状里头，主权范围含括中国大陆是不争的事实，但又有不少台湾政治人物导入孙中山的“治权”概念，强调两岸虽然主权重迭，但是“治权分立”。
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就如两岸关系般富有纠葛。相较于绿营认为主权跟治权都仅限于台澎金马，蓝营如马英九认为两岸处于“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状态，而胡锦涛则称“两岸虽然还没有统一，但中国领土和主权没有分裂”。显然，两岸主权议题是错综复杂、难有定见，这主要由历史和法理因素形塑而成；如今蔡英文试图以“中华民国台湾”重新定义主权和治权问题，自然引起不少争议，除了台湾内部蓝营反对外，2020年《中缅联合公报》亦转而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更加黜落了往昔“中国”的模糊性。
但是主体性就不一样了，早在1990年代台湾的实践即足以证明它不是主权的连体婴。当李登辉高喊台湾主体性、“建立新中原”的同时，也多次振臂疾呼“中国必须统一”、畅谈“一个中国”、更策划了《国家统一纲领》，不管他日后如何解释这段历程，主权跟主体性显然能够区隔清晰。当时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以及台湾人与中国人都是的比率，一直在55%到70%徘徊，经济上有足比中国大陆一半的经济总量、贫富差距更是极小。一方面凭借着经济实力大举挺进各国建立办事处发展经贸；另一方面，跟中共的持续谈判并没有让台湾人觉得是一种“罪恶”或“舔共”。
抛开表象：“以统求独”找寻实质
20余年来的政治内耗中，台湾薪资“冻涨”、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对大陆经济优势也已几乎消磨殆尽，政客们只能鼓弄情绪来取得选票。2018年蔡英文跟柯文哲斗嘴“台湾价值”，定义其为“台湾主体意识”，但她没有说明白的是，台湾主体意识是表象还是实质？从实践上来看，民进党政府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乃至于台湾主体性，无疑更重视的是表象。整个2020年大选期间并直至现今，蔡英文与绿营不断用“卑躬屈膝”来批判蓝营与柯文哲，这非常传神的形容，使台湾人对“当家做主”的渴望，投射到已画好的“主权”箭靶上，让“抗中保台”选举策略延伸到防疫期间。
然而，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相较于表象，弱者应该求得的，毋宁更多的是实质。不少人认为，台湾目前的“现状”，确实接近于“事实上的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ce），然而此说忽视了即使《中华民国宪法》都明文追求中国统一的事实，外加中共《反分裂国家法》也明确提到，一旦台湾独立“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阻止。
就此而言，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分析，除非台湾成功发展核武或者壮大传统吓阻能力，否则无以大幅降低中共“武统”成功的可能性，但这两个选项是虚的，美国不会让台湾发展核武、台湾也没有充沛资源不断投入常规吓阻武力的建设。米尔斯海默认为，台湾的仅剩选项就是“香港策略”。他称台湾要努力确保此情形能和平转变、并且能够从北京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自治权，而北京早在1981年“叶九条”时，就曾抛出“统一后的台湾可保留军队，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特别自治权”的承诺。
在“中国”完整的主权框架中，台湾的实质是什么？又能得到多强大的“自治权”？相信皆有非常多讨论的空间，不论是当代各国空间尺度中诸多自治权的实践、还是中国史时间轴里曾出现的无数宗藩关系或其他互动模式，都昭示了在单一的政治架构里寻找主体性的可能，而台湾能否借镜历史与他国经验，则取决于修筑第三条路如何被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