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步下神坛　韩流消风为哪般

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昨日（6日）落幕，最后“罢韩”取得93万9090张同意票、2万5051张不同意票，同意票数远高于法定罢免门槛57万4996票，罢免案确定通过，使韩国瑜成为台湾首位遭到罢免的直辖市长。
韩国瑜大起大落的身影看似凄凉，但是，从决定投身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那刻开始，韩国瑜就已经不是那个2018年掀起“韩流”，不论舆论有何质疑均刀枪不入的“战神”。

社交互联网翻转台湾政治

比起过去纸媒当道的年代，社会舆论每天随着报纸出刊重新整理一次，现在社交互联网正红，台湾政治人物分分秒秒都在接受吹捧，同时也在接受检视，倘若拿不出本事治理，终无不塌的“神坛”。就算台湾多数政治人物仍试图迎合著社交互联网舆论风向，借以维系高声望，若是如此，不妨看看韩国瑜，一旦风向稍转，哪怕曾经刀枪不入，要沦为风中残烛，也只在一眼瞬间。

从韩国瑜崛起于“韩粉”的互联网串连成流，来检视台湾舆论“传播”的变迁，事实上，“政治”与“传播”之间的关系向来紧密，且互为影响，在纸媒当道的时代，社会舆论的更新频率与报纸每天的发行一致，是以“日”为单位。后来，国际社交互联网巨擘Facebook在2008年针对台湾及香港市场推出了繁体中文介面，进军台湾市场，其他诸多社交网站也随之兴起，此后，社会舆论的播送不再受纸媒选材、编采、印刷的时间成本所束缚，改为以秒为单位的快速更迭。

紧接而来的是，社交互联网的发展，替政治传播手段带来剧烈改变，巨幅缩减了政治人物传播理念的成本，加速呈现出所谓“滴水穿石”、“谎话说一千遍也能成真”的效果，更具体扭转台湾政治的蓝绿版图。

承上所述，台湾自1996年展开总统直选，整体政治版图的格局向来被视为“蓝大于绿”。台大政治系前教授洪永泰在其著作《谁会胜选？谁会冻蒜？》（注：“冻蒜”为闽南语“当选”的普通话谐音）指出，台湾选民版图在1994年起，省长、北高市长及总统陆续直选后，蓝绿版图呈现6比4。至于2000年后至此书出版的2014年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李登辉“由蓝转绿”，带走5%的蓝营选民，使得蓝绿比为55%比45%。

就算陈水扁在过程中曾经执政8年，持平而论，当时的时空环境确实有难以忽视外在因素，不论“泛蓝分裂”或“两颗子弹”，均使陈水扁的选情受惠，倘若仔细检视当时的立法院组成，整体格局仍不脱“蓝大于绿”的刻板印象。

然而在马英九2012年击退蔡英文连任总统后，台湾存续了20年的“蓝大于绿”政治版图，却在后续2年内快速重构，并体现于民进党2014年、2016年连续两场大胜。民进党在2014年以47.55%的得票率豪取13席县市首长宝座，反观国民党仅以40.7%拿下6席县市首长。至于2016年，代表民进党的蔡英文更以56.12%的得票率，全面压制国民党朱立伦的31.04%，率民进党首度达成全面执政。

谈起马英九执政末期遭遇的“大溃堤”，不少人会将原因指向2014年发生的太阳花学运。持平而论，社交互联网不论是迅速放大反对声量，或以情绪性字眼激起串联，均为这场占领立法院，并一度攻占行政院的行动，带来效果相当庞大的助力。而这一场关键性的运动，在短短时间内便巩固了绿营未来多年的“抗中”路线，并将台湾政治版图扭转成“绿大于蓝”，直至2020年大选仍显示出如此形势。

社交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同样体现于国际。2010年间，发生于北非等阿拉伯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阿拉伯之春”，便与Facebook的使用息息相关。阿拉伯之春最早始于北非国家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2010年12月17日，当地一名青年原本以摊车贩售蔬果维生，却因没有执照，导致摊车被没收，青年为了抗议而选择自焚。自焚的画面就算受到传统媒体封锁，仍能透过Facebook等社交互联网快速传播，进而点燃了一连串反政府的示威抗议，令当时的突尼斯政府垮台。

社交网民粹的“浅碟”启示

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推手、曾于2011年入选美国《时代》百大人物的互联网公司行销经理古奈姆（Wael Ghonim），就曾于TED演讲中表示，社交网站的特色，其实包括了放大言论声量、传播错误的讯息、重复口号，甚至散播仇恨。同时古奈姆也提到，社交网站的严峻挑战还包括：社交网站快速、简短的特性，使得阅听人很容易直接跳到“结论”，难以呈现复杂的讨论，使得社交互联网利于浅薄的观点，而非深度的讨论。古奈姆表示，自己曾经认为，解放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互联网，如今他认为自己错了。

就如同古奈姆所提到的，社交互联网使得群众对公共议题的讨论过于“浅碟”，对比韩国瑜在2018年台湾县市首长九合一选举中掀起的“韩流”波澜，以及民进党2020年大选的“芒果干”（亡国感）旗号，均有值得对照之处。韩国瑜当时以“高雄发大财”为造势主口号，直观切入选民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虽跳过了“如何发大财”的讨论，却在社交互联网上得到所向披靡的声量。

民进党则在2020年大选中，拿香港动荡的新闻画面，自产自销“芒果干”。所谓“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更是彻底无视于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以及香港、台湾政治地位本质上的不同，给予两地错误的连结。

退一步来看，2018年的韩国瑜、2020年的民进党，均得利于社交互联网民粹发酵，跳脱理性思辨的成本，进而带动舆论风向令自己大获全胜。令人好奇的是，台湾选民们是否纳闷，被社交互联网剧烈波动的选举结果，对所谓的“民主”，乃至于自身生活的改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

反思古奈姆所言，社交互联网虽能“载舟”，但其能“覆舟”的负面影响正逐渐浮现。例如韩国瑜大起随之大落，姑且不论“罢韩”有无党政力量介入操作，对高雄选民而言，看着韩国瑜市政成绩有限，又放下高雄参选总统，若未因此心生不满，无论罢韩团体如何对地掷火，终究也无法点燃民怨的“汽油桶”。

如今韩国瑜的罢免已是事实，从积极面来看，台湾选民在民粹激情退潮后，回过头来反思政治人物的口号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缺乏理性思辨的决定做出检讨，其实并不失为“民主”的一道具体面向。

从韩国瑜2018年于社交网站中“起高楼”，不论多少酸言酸语均“刀枪不入”，最后仍须面对“治理”及“政治诚信”的硬道理看来，在社交互联网民粹世界里，政治人物也许能“封神”，但“神坛”是否易得易塌，仍系于是否能拿出“社会治理”的真本事改善民众生活。否则，“神坛”既然出于缺乏理性思辨的民粹，最终必将殁于理性思辨后返照的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