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鸦片战争已结束178年 为何仍有这么多人想“翻案”
近日香港啬色园主办可立小学一名教师于小二常识科教学影片中，竟歪曲历史称“英国为消灭鸦片发动鸦片战争”，引起舆论声讨。尽管该校校长已致歉，校董会亦于2020年5月4日声明已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此事，官媒《新华社》亦发表短评批评“香港历史教育弊端由来已久”。
然而，历史教育弊端非仅存于香港，欧美、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学界皆有各种诠释欲替侵略战争洗白。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虽已消散近两百年，人们仍不能对想企图翻案的文化炮火放松警惕。
鸦片战争的根本性质有两点得被认清，即这是一场禁毒与打击非法贸易的战争、更是一场反击英国侵略中国主权与人民健康的战争。但是，欧美人士与部分中国学者时常以中西文化冲突、制度差异、贸易自由来解释起因，无形中稀释了两点性质的特殊与重要，甚至隐然站到大英帝国的立场反过来指责清朝的“落后”，极不利于世界人民认识该段史实的全貌。
比如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黻（1895─1965年），竟于《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声称“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在《评清史稿邦交志》中更替英国喊冤：“烟禁之妨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口吻与英国的开战借口几乎一致，也回避走私鸦片的罪恶，彷佛林则徐禁毒伤害英国的感情与饭碗。至于中国经济与人命为鸦片所伤的“国计民生”，蒋廷黻反倒未同等重视。
蒋还指责林则徐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赞扬私自签约议和的琦善是个“远超时人”的“外交总长”，甚至称“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份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份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化的水平”，并说“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段话甚至被改写入台湾昔日的官定中学历史课本里）。这更是在暗示中国比不上西方文明，所以蒙受兵祸、主权受损、割让领土乃罪有应得之事，捍卫家国的林则徐反倒成了不肯承受西方教化的昏聩政客。
名史家李剑农（1880─1963年）亦称鸦片战争表面是鸦片问题，但真义是“中西文化的冲突”。然而，文明本就无高低优劣之分，当代国际秩序以西方法制为准则，更是欧美列强挟着坚船利炮粗暴打造的结果，中国与第三世界本就不必也不应然接纳。何况在英国之前，与中国习俗差异甚大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虽偶有摩擦，但泰半时候仍可相安通商，这岂不是证明文化差异未必引发战争？
但文化论颇风行一时，同时也令西方暗自欣喜，因为这能粉饰列强的军事侵略与资本主义的贪婪。如蒋廷黻的美籍学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便据此称鸦片不是战争的主因。费正清还扩大东西文化冲突的严重性，提出“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变迁，认定若无主张贸易自由的西方国家前来冲破自给自足的中国堡垒，中国将不会进步。但这论点无异是宣扬“中国停滞论”，完全抹煞中国的主体性与内在发展动力。第六任美国总统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年）更颠倒是非地宣扬战火起因是“叩头”等礼仪之争，指控中国人拒绝平等相待、羞辱外国人，同样是另种包装粗糙的文化论变体。
蒋廷黻、李剑农、费正清、亚当斯虽已逝去多年，但他们的思想幽魂仍不时纠缠着今人，并弱化了鸦片的致瘾性与致命性特质，忽略这才是逼使清朝与英国冲突的最直接原因；更不像张馨保、蓝诗玲（Julia Lovell）等汉学家主张的，即使将鸦片代换成大米或糖，中英仍可能开战，因为这等同替鸦片除罪化，也合理化英国拿贸易自由为开战的借口。
毕竟，贸易自由乃英国在工业革命后为寻找原物料产地和市场所准备的理论武器，但拥有自身文化与商业传统的第三世界原本就有权保护固有的交流体系，毋须迁就西方，更不应就此被抨击为“闭关锁国”。再说，英国也未切实遵守口里提倡的贸易自由法则，其对自己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与交易就限制颇严，对印度更是如此，马克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便点破这事实：“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并辛辣地讽刺英国“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最关键的是，鸦片贸易乃非法贸易，根本不应被列入正当经济，对毒品的需求亦会降低消费者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所以争取贸易自由一说纯是指鹿为马，其本质仅是英国想赚取资本暴利的自由罢了。
然而危险的是，文化论与贸易论颇能引起中国内部的回响，部分人在反思时竟不自觉地同情起西方帝国主义在“天朝”体制下受的“委屈”，，甚至误以为鸦片战争替中国打开了迈向“文明世界”的视窗，或认同正是因清朝的落后才会挨打。但这种思维俱是在替侵略者辩护，忽视鸦片贸易与之后一系列侵略的非法性，再说即便国势衰落，也不该是被抢掠侵攻的缘由，何况无论体制先进或滞后，都无法躲过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扩张的阴影，否则就无法解释欧美列强之间的各种摩擦与战争。因此凡是咬定鸦片的毒害与非法并非冲突主因者，早已成为被西方话语精神殖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其实英国人起初就了解鸦片贸易的毒害与非法，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1865年）于1838年曾训示驻华商务监督义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1801─1875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1839年又重申：“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说明英国明白清朝禁毒完全合法，不该横加干涉。
因此英国不能公然庇护鸦片，只能巧立名目称是为了通商自由宣战，但这种借口即令当时也无法广获认同，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年）便直言“从未听说有什么比这更不正义，比这更机关算尽，致使这个国家永远蒙羞的战争……国旗保护的是臭名昭著的违法贸易”。这些反弹，逼得巴麦尊也得澄清：“我绝不会为这种违反中国法律、使如此多人口腐朽堕落、造成违背良好秩序和正常行为恶习的贸易辩护”，但旋即将鸦片泛滥的责任全甩到中国身上，并反问“为什么他们不禁止在自己的国家种植罂粟”，只字不提英商倾销鸦片的罪责。
故鸦片的毒害乃中英战争根源，照理来说应是双方公认的真理。但至今仍有许多欧美或部分中国学者拒绝正视，或视之为中国凝聚民心排外的说词。譬如澳大利亚学者哈利‧盖尔伯（Harry Gregory Gelber），就极力主张“英国把鸦片强加在中国头上─是站不住脚的”。还有前述的蓝诗玲，虽承认鸦片才是战火主因，但又贬抑这成为中国建构国族主义的素材，“二十世纪中国国族建构者加入这场归罪游戏，顺势把鸦片战争变成自己国家一切麻烦的起因”，淡化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带给中国的一连串痛楚，恍似前者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无辜受害者。
正因还有如此多的杂音在替侵略暴行“搽脂抹粉”，因此绝不能不时刻辨明鸦片战争的起因，否则精心加工的西方叙事将会裹着糖衣，淹没第三世界受压榨的苦难血泪。如著名英国史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不遗余力地鼓吹大英帝国如何促进全球化，甚至疾呼“为了阻止德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建立它们的帝国，英国人不惜放弃自己的帝国，难道这样的牺牲还不足以洗清大英帝国的其他罪恶吗？”这等颠倒黑白的主张，恐怕所有曾遭英国殖民或侵攻的国家都不会同意。
何况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而英国以毒品剥削中国民生、又以之为托辞侵华，更是比其他掠夺第三世界案例更恶劣的事件。所以一旦忽视或错解鸦片战争的史实，将等同替殖民帝国的满手血污撰写悼词，近代中国奋起斗争的历程也将成为不必要的冥顽反抗，连辛亥革命与中共建政的正当性也会一并遭否定，而这也是部分有心人曲解中国史观的真实意图：剥夺中国的话语权与受害者身分，进而解构中国人民的国族认同与政治稳定，抹消西方崛起的暴虐丑行，为西方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的宰制披荆斩棘。倘侵略元凶就此躲过道德与历史的谴责，甚至操持政治与学术话语权反向指控受害者，那么中国、甚至所有第三世界的人民，都将继续陷入西方设定的语境桎梏，永远无法求得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