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精神病患杀人判无罪惹议　蔡政府法律界人士“与恶的距离”

2019年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在两岸三地都曾引起不少讨论，剧中聚焦于探讨精神病患相关刑案背后的（潜在）加害人和被害人，以及双方家属、整个社会要求“正义”及主张“精神病患是病人而非犯人”等观念的拉扯，剧情呈现多方视角，播出后好评不断，还引发台湾社会反思。

因为这出剧拍摄时获得台湾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预算补助，总统蔡英文在此剧热播且各方好评不断时，在她的Facebook专页上将这个“背景资料”公告周知，列为蔡政府的“政绩”之一。

然而近日，台湾再次掀起有关“精神疾患杀人无罪”的讨论。首先是3月中旬，在新北市新店区发生的一宗随机杀人案，犯案者宣称自己患有思觉失调症（即精神分裂症），曾有就诊纪录但未按时服药，才导致与妻子争吵后无法控制情绪杀人。4月，2016年有小女孩被当街断头的“小灯泡案”，涉案王姓疑犯被判决无期徒刑三审定案，也是因为思觉失调症逃过一死。

4月30日，2019年8月郑姓男子于列车上持刀攻击执行公务的李姓铁路警察，警察送医后不治殉职的案件，嘉义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同样以郑男患思觉失调症判决无罪，将这波讨论带往最高点。

相关案件的犯案动机超脱常人理解，但辩方以思觉失调症为抗辩策略或在判决中得利是不争的事实。一时之间，思觉失调症患者成为过街老鼠，“社区不定时炸弹”、“精障者杀人无罪”成为网络讨论焦点，“杀人者死”的“正义”再次弥漫网络空间，《我们与恶的距离》带起台湾社会群体反思，仿佛船过水无痕。

由于“精神鉴定”涉及专业，且容易流于“公、婆各自说理”立场，本文不拟卷入其中。不过，包括蔡英文本人、行政院长苏贞昌、内政部长徐国勇及法务部长蔡清祥等有法律界或法律背景人士，在“小灯泡案”和“杀警案”宣判后，网络充斥“正义”之声时，忍不住发声成为“正义的伙伴”，个中缘由颇值得加以探讨一番。

蔡英文在“杀警案”判决无罪后表示“支持检方上诉决定”，苏贞昌表示失望、错愕，还对法官下指导棋，表示“对于犯罪量刑应该要思考”；蔡清祥则说杀警行为天地不容，“不会让以精神障碍为借口、理由的犯罪者，逃避刑事责任”。

不过，“小灯泡案”疑犯被判无期徒刑定案时，蔡清祥当时温和地表示“个案上尊重检察官与法官的认定”，法务部会检讨现行法规是否足够；苏贞昌则在全案判刑定案前，早在2019年10月底就点名犯案者“天理不容”，死刑判决定案就应该执行。蔡英文被人熟知的则是她以总统当选人身份，在2016年上任前给“小灯泡”一个“不会让妳白白牺牲，这个社会破了很多洞，我会尽全力把他们都补好”的承诺。

从“小灯泡”案定案到“杀警案”一审判决出炉，不过半个月时间，不变的是一向好发议论，下指导棋的苏贞昌，但蔡清祥、蔡英文都变了，尤以蔡清祥变化最大，不但先前有种种“专业”理由难以推动的“司法精神病院”，在网络“正义”之前，立马变成可以配合推动的政务，在他口中原本需要检讨的精神障碍者犯罪相闗法令，在“主流民意”之前，反而变成“不会让精神障碍成为借口以逃避刑事责任”的执行者。

持平而论，包括《精神卫生法》、《身心障碍者保护法》、《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等致力消除台湾社会对精神障碍者、身心障碍者及有毒瘾者“去歧视化”，“是病人不是犯人”的法令修正，民进党多扮演“主要推动者”角色，不能不说，相关修法对促进社会和谐大有帮助，民进党政治人物亦因此一向自栩是“进步价值”的同路人，并从中获得不少光环与肯定，还有最重要的选票。

不过，何以思觉失调症在彼时“是病人不是犯人”，此时却变成“逃避刑事责任的借口”？还是得从蔡英文给“小灯泡”的“承诺”来看。蔡英文在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打着改革旗号当选，司法改革更是民心所向的重中之重，细数她的“政绩”，吃力不讨好的司法改革不但早早就束之高阁，寥寥可数的几场“司法改革国是会议”，也被活生生演成威权复辟。

探讨台湾这波妖魔化精神障碍者、法官及精神鉴定人的声音因何而起？说到底，的确就是蔡英文没有用心将台湾“社会的洞补起来”， 包括架设社会安全网承接精神障碍者、让医疗体系及社会福利机构成为患者家属的助力及分身，以及完善司法精神病院及相关法例，避免让真正的精障者被视为犯人，也避免一般的犯人有“漏洞”可钻。

或有人会说本文的陈义过高，说比做容易，但别忘记蔡英文2016年上台至今，民进党一直是完全执政，除了无法独力修宪，有违宪之虞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国安五法、工厂管理辅导法、前瞻基础建设特别预算案等争议法案，亦无不是由民进党一党完成，因此，蔡英文无法完成对“小灯泡”的承诺，“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蔡英文表态支持检方上诉，蔡清祥又发表对“精障者犯罪”的“歧视性”言论，无非是要为过往4年的无作为卸责。若蔡英文将《我们与恶的距离》带起台湾社会种种反思当成政绩，彼一时，此一时，蔡英文政府中的法律界人士角色反转为何如此之大，恐怕更值得台湾人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