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讨论中国经济少了火药味

11月7日至9日召开的第十五届财新峰会上，除了被“特朗普”笼罩外，还有一个所有人都关心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

本届峰会围绕中国经济安排了两场专题讨论，一场是“中国经济：在改革中寻找新路径”，一场是“把脉当下经济 求解明日良方”，除此之外，其余讨论话题也与中国经济高度关联，比如人口转向、新质生产力、企业出海、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中美关系等等。

今次峰会召开期间，恰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8日下午，备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召开，财政部部长蓝佛安等领导宣布审议通过近年来力度最大的化债举措——人大批准的资金分为两部分：一是6万亿债务限额用于化债，分三年发行，开启了地方政府继续举债的空间；二是未来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安排8000亿，累计4万亿，专门用于化债。加起来，10万亿。

因两场专题经济讨论均在人大常委会闭幕之后，故这一化债举措不出意外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点。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彭文生表示，过去的地方隐性债务的融资条件和政府信用不匹配，政府信用不能违约，但又没有享受政府融资条件，导致地方政府转向银行贷款和其他非标融资，利率比较高，因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贷款等地方隐性债务是顺周期的，在增长下行阶段加剧紧缩的压力。彭文生认为，地方隐性债务置换的量是否够还要观察，但不能轻视经济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地方隐性债务）的顺周期下行压力。

同场发言的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则重点解释了为何同样的增量财政政策却出现了内外不同的反应和解读——官方评价基本上非常积极，但是海外市场的情绪普遍是负面的，认为政策不及预期，甚至出现了“伪增量”的解读。

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朱海斌认为本身增量政策这个词不准确，具体来说，增长政策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防风险、补短板，另一方面才是传统的、额外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海外投资者会直接把增量政策与刺激政策等同起来。目前中国公布的大部分政策可能更注重防风险、补短板，旨在补上经济中的相对薄弱环节，这跟传统上讲的财政刺激或者货币刺激政策不太一样。朱海斌指出，包括本次化债，本身并不形成对财政资源的增量，更多是“置换”的概念。

对于市场为何对10万亿化债举措反应冷淡，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灏认为地方政府资金比较紧缺了，就把债务再滚动一下，这是修补的政策，“如果是真正的增量政策，我们必须要实现模式的转换，而不是在原来的已有状态下小修小补。”在洪灏看来，国内需要真正的增量政策，是对于预期的改变，这也是政府进行预期管理，即如何通过政策调整，首先解决信心的模式转换，其次就是通过信心的模式转换，逐渐把市场注意力和生产力，放到经济的重启关键上来。

“现在市场一方面关注你出台了哪些政策，一方面关注政策的规模有多大，但实际上改革更重要。”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管涛说，增量政策的效果需要改革的加持，才能理顺这些政策，真正打通卡点、堵点，发挥真正稳增长的效果。

除了10万亿化债举措，围绕中国经济的讨论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那就是如何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提振经济的关键堵点和难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认为，需求不足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较大压力，但“要解决需求不足，就不能只想着去解决导致诱因的结构性问题”，因为一方面短期内未必能解决，另一方面即使解决了结构性的老问题，也未必能直接解决需求不足这个新问题。

张斌续指，需求不足会导致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下降，最终很可能导致市场失灵，所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不能依赖单纯的市场化手段，必须要借助外力、借助市场之外的力量，或者说是借助政策的力量，才能打破需求不足。而政策的关键，在于力度。“力度一定要足，否则即使政策不停出，力度不够，也始终难以止住经济的螺旋下行。”

“就像医生看病，可能哪个药见效快、哪个药对身体有帮助，那就先吃着，其他的药如果以后能吃上就慢慢吃，吃不上就再等等。”而在问答环节，张斌还打了另一个比方：一个患多动症的孩子，磕伤流血了，我们是马上给他包扎，还是首先治多动症？

张斌的答案自然是马上包扎，但作为主持人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高西庆则反问道：如果总不治这个孩子的多动症，他岂不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磕伤流血吗？

短兵交接、各持己见过后，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学凯恩斯经济学时，需求管理是个短期宏观话题，而在中国成了长期问题。这说明，中国内需不足是结构性问题，是一个和体制高度相关的问题。”具体来说，企业在预期好、利润好、市场好时一定是扩大投资的；但当企业面临不稳定的预期，对未来比较悲观或者市场产能大幅过剩、利润下滑时，企业是不愿意投资的。这样一来，只能依靠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的效率往往较低，很多政府投资项目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会导致债务不断扩大。

故此，在徐林看来，要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应从体制上、结构上寻找抑制国内需求不足的原因，“若不从改革的角度解决问题，仅靠一轮一轮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根据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放开就能搞活、活了经济就会好。”

短期的刺激政策重要还是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更重要？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经济问题，以及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均发出明确的政策讯号。安邦智库就此解读说，深化改革将增强市场信心，如果没有改革，仅靠短期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复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压力、长期需求不足和民企信心低迷等深层次问题。因为一旦刺激政策退出或弱化，经济可能重新回到原有的脆弱状态。因此，采取短期经济刺激措施，实质上是为改革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刺激+改革”，也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9日的闭幕演讲中提出的方法论。刘世锦说，为了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快速滑坡，有必要采取适度规模的刺激措施，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是谈“刺激”多、谈“改革”少。“朝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刺激是有代价的，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欧美国家这几年量化宽松，也有一个中期财政平衡的框架，是有约束的。更重要的是，刺激是要为了给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刘世锦坦言，现在（市场）对刺激规模是多少万亿元很感兴趣，对怎么改革好像不那么感兴趣，对这笔钱到底要用到什么地方、怎么解决深层次问题，讨论得还不够。

基于此，刘世锦建议应当用“刺激+改革”的方法，形成新制度，厘清思路，理顺关系，明确目标，破立结合，争取在不长的时间里集中解决制约内需、特别是制约消费需求扩大的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

与刘世锦对谈的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常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那么当前提振中国经济的关键一招改革到底是什么？

刘世锦重申了自己以往的观点，指出当前扩大消费面临的三大“痛点”和三大结构性改革方向。三大“痛点”包括：一是要重视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要重视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三是要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相对应地三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包括：政府财政支出向提供基础公共服务转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适宜水平上的均等化目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形成创新的长期预期，推动低效无效的过剩产能退出。

刘世锦罗列了很多资料用以说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并呼吁应特别关注农民工等中等收入人群。“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比较大，如果计入政府财政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这两部分人群的收入差距会更大。”中国的近三亿农民工人口是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弱势群体”。“有些农民工在北京待了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了，已经到了‘农二代’‘农三代’，但仍然没有一个舒适、体面的住宿条件，还有很多人仍然常年住在地下室。政府是不是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满足比如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需求？”刘世锦说。

也是在本届峰会闭幕会上，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阶顾问及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甘思德向刘世锦提问：在美国，有些人士看到中国高科技行业相当兴旺，认为中国经济相当强劲；也有人着眼债务率等因素，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究竟什么是真实的中国经济？刘世锦回答，这些貌似对立的观察都是真实的，这也正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复杂和多面。至于前景如何，取决于改革和政策。

而来自财新记者的一篇参会手记则提供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甘思德说，他多次参加过财新峰会，与从前相比，如今发言嘉宾们的观点普遍不够明确。与甘思德“不够明确”的感受类似，我的观感是讨论中国经济越来越少了火药味。会议期间还有一个有趣的花絮或许能解释这一现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提醒媒体要以自己的发言稿为准不要过度解读，因为“不想成为最短命的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