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特朗普”笼罩这场北京峰会

北京时间11月7日至9日，财新传媒举办第十五届峰会，峰会主题为“寻方于变革时代”，因今次峰会紧随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召开，故整场峰会都笼罩着特朗普因素，来自欧洲、美国、日本、巴西和中国的官员和学者纷纷表达对特朗普上台后世界政经走向的担忧。

在8日上午的开幕演讲中，奥地利联邦前总理克里斯蒂安·克恩（Christian Kern）一开始就坦言“不明白特朗普为什么会当选”，且特朗普再次当选对欧洲来说意味着重要变化，对未来全球经济和欧盟福利政策会带来较大影响，欧盟需要应对短期和中期的挑战，其中有一些挑战是已经存在的。

“欧洲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能源相关议题。”克恩称，当前这一问题比疫情期间和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期间更严峻。目前欧洲的电力价格、天然气价格、碳定价都远高于美国和中国，这给能源密集型产业带来许多问题，对欧洲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克恩说，欧盟从俄乌冲突中学到的经验是，要增加经济的韧性而不是依赖性。

紧随克恩之后演讲的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曾于2013年至2023年担任日本央行行长，在演讲开始，他以日本走出15年通缩阴影的历史为例，建议中国尽快采取决断政策解决，因为通缩时间越长，长期的通胀预期就更低，这会使得通缩更难解决。

对于特朗普再次当选，黑田东彦表示，如果特朗普实施之前在选举阶段提到的政策，全球经济会出现进一步分化。尤其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关税政策，黑田东彦说相关国家如果需要付更多的关税，这与WTO规则不符，可能会采取一些报复性措施来作为回应，相应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分裂，这是最为严重的一个担忧。此外，如果把特朗普提及的增加关税、关闭边境、大幅降低国内税收等政策全部考虑在内，这会擡高美国的长期利率水平，从而使得中短期内美元走强，人民币、日元、欧元相对美元贬值。从长期看，由于美国政府债务水平高企并上涨，美元可能还是会出现走弱的趋势。

8日下午，峰会设置了一场中美圆桌一场炉边谈话，前一场圆桌为闭门会议，设题《华盛顿遇上北京：无法回避的中美关系》，参与嘉宾包括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屠新泉，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系副主任马弘以及欧洲咨询联盟-安博思集团中国区CEO马力诺（Mattia Marino）。在财新官网上，并未见有此闭门会议的相关报道。

另一场“炉边谈话”，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科资深教授阎学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之间展开，话题聚焦中美经济关系。

对于特朗普的当选，阎学通说自己没有做过预测，也对结果并不惊讶，因为这并非偶然，而是代表了全球民粹主义的上行。虽然目前很难预料特朗普新任期的具体措施，但其政策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保护主义已成为美国处理对外经贸关系的原则，也是全球范围内未来很难遏止的趋势。

对于经济是否还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阎学通称，经贸关系对于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影响甚微，比如中俄之间的经贸体量相比中美而言并不大，但中俄的双边战略关系却优于中美。但他也强调，特朗普上台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也不会被切断，只是双方将面临不同的竞争模式。对于中美来说，密切的经贸联系和利益连接，也会意味着挑战、竞争和潜在的冲突。因此，经贸联系有时候反而可能使两国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

此外，阎学通还重申了自己对“经济安全”的理解。阎学通说，经济安全是民粹主义的概念，决策者经常使用“经济安全”这一概念，但其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并没有明确定义，却经常被用于合法化一些措施。有关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应是否过度了？阎学通强调，首先应该厘清“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如果对此没有明确界定，就无法解决“过度反应”的问题。

最后，阎学通还特别指出，特朗普2017年首次就任总统前，中美两国的官方对话和磋商机制大约有70个，这一数字在特朗普2017年至2021年执政期间降到了零，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则恢复到了大约20个。在未来特朗普再次执政的四年前，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渠道究竟会增加还是减少，尚无从得知。但他强调，中美两国必须保持开放的对话渠道，这样做至少可以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从而避免一些灾难性的后果。

不同于阎学通的“不惊讶”，美国大选结果对曾在美国商务部系统任职长达30多年的克雷格·艾伦来说，却是参半着“意外”和“不意外”——意外的是，这些既没有为民主党投票、也没有出现在选前民调中的选民数量，比他预期总的还要多得多，这让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感到不解和意外；不意外的是，如果共和党最终同时掌握了白宫和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也不会感到意外，而这也将意味着美国政府的重要转向，以及相应的一些重大政策转变。

对应于阎学通提到的“经济安全”，艾伦提到了“国家安全”的过度滥用。艾伦直言，中美两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担忧或许都有些“过度夸张”，这些过度担忧为双方企业开展正常经贸往来带来了许多困境。他引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称，自由贸易在国防以外的其它领域当中都是“最优解”。因此，如果要给出一条建议，他对中美两国政府的建议是相同的，即“不要夸大威胁，也不要低估好的、有建设性的合作所能够带来的机遇”。目前，艾伦说自己“十分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今无论是赴华美资还是赴美中资，越来越难见到新的入场者。

虽然前景不容乐观，艾伦还是给予期待，“我们不应该现在就对特朗普第二任期采取的措施过早下结论。”“我相信，一些探索性质的讨论已经在发生。我也非常高兴的看到，习近平主席对当选总统特朗普发送了一封十分慷慨和温暖的贺信，这些都有机会在（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带来一些有趣的谈判。”

9日上午的演讲对话环节，德国前副总理菲利普·罗斯勒（Philipp Rösler）和巴西前经济副部长兼外贸与国际事务特别秘书、新开发银行前行长马可（Marcos Troyjo）同样表达了对特朗普上台的密切关注。

罗斯勒说，欧洲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丧失了最好机会，现在已经没有选择。接下来需要构建更多的友谊，找到新的伙伴，比如东盟、非洲等。罗斯勒同时提到，当下全球民粹主义蔓延，全球增长和就业的三大支柱——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公平竞争这些原则受到了威胁。“世界贸易组织（WTO）有着为公平竞争奋斗的使命，但是现在有多少人信任WTO呢？”美国愈发展现出退出国际秩序的倾向，因此不能寄希望于美国或是其他人，而是应该依靠自己，尊重这些机构框架和规则，让全球秩序来确保公平竞争。在他看来，公平竞争有非常清晰的规则，比如废除不公平的税收、不要设置关税壁垒等，这样才能让全世界所有竞争参与者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近年来有不少中国投资者在欧洲建厂，但也有一些企业因不确定性增加而逐步撤资。罗斯勒认为，投资是一件长期的事情，政府要考虑提高稳定性。有了好的稳定性就需要以制度和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包括关税体系和非关税方面的政治理念等。欧盟近期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他认为，欧洲现在的目标是正确的，但像直接把新能源汽车拒之门外，并非是一个公平的手段。

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巴西前经济副部长马可则表示地缘政治正在变得愈发重要，这是一个变革的过程，特朗普上台会加速全世界的重组，让有着共同价值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变得更加紧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始重新思考经济增长模式，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马可最后还提到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中国要有自己的叙述”，“软实力要跟上。”

最后还有必要提到美国麻州理工大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2024年10月14日，阿西莫格鲁与同为麻州理工大学教授的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一道获得第56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受邀参与了峰会晚宴的活动。

阿西莫格鲁的演讲围绕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繁荣展开，同时重点提到了当前很热门的AI。阿西莫格鲁说，目前的时代被称作“创新时代”，但是否会带来全社会共享的繁荣，关键在于谁会收益，大部分民众是否有薪资增长、更多更好的岗位，还是说收益会集中于少数人受众。硅谷对于技术有乐观的视角，AI会带来生产率提升。但是在阿西莫格鲁看来，观察技术带来的改变，尤其是社会效应，不能只看人均劳动生产率，也要看边际劳动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ivity），即增加雇佣一个劳动者带来的产出增长。当前，AI、产业技术的发展过于聚焦自动化、使用更多的机器人，会替代人类岗位。

为了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一个更加积极的对人工智能的规管就显得重要且必要，也即政府在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公民和劳动者、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决策讯息方面发挥领导性作用。但随着特朗普上台，阿西莫格鲁猜测可能会打断美国政府规管的努力，因为特朗普和其支持者认为必须破除（get rid of）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因为美国正在与中国至关重要的AI竞赛中。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也明确提到这一点。

其实不独今次财新峰会笼罩着特朗普因素，美国大选之后，中国不少高校也组织了相关研讨会，讨论的重点多数集中在怎么看待今天的美国、怎么重新认识特朗普上。这场在美国刮起的红色浪潮，无疑正在席卷全世界，人们不再简单以偶然事件和“疯子”来定义特朗普，随着美国全面“特朗普化”，也是时候重新认识美国、认识特朗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