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国研究已经严重自我半殖民地化”警醒了谁？

自最高层提出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后，中国学术界便开始刮起了一股“自主知识体系”旋风，从法学到经济学，从政治学到国际关系学，无一例外。

在这股风潮尚未退却之际，历史社会学大家黄宗智却给中国学术界泼了一盆凉水，在最新发表于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官网上的一篇短文中，黄宗智直言，“中国的中国研究已经严重自我半殖民地化”。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黄宗智，但在学术圈他却是响当当的大家。黄宗智1940年出生于香港，后赴美国学习，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师从萧公权教授，1966年博士毕业后历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历史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Professor, Above Scale)”，2004年荣休。此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宗智因在明清农村社会、法律惯习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而享誉海内外，近年他的视角后移到近现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研究。

在《中国的中国研究已经严重自我半殖民地化》的短文中，黄宗智开篇即提出“问题意识”——如今，在全球范围中，优越的重量级中国研究学术专着文献已经主要是英文原作的，较少有中国自身生产的研究。这是个出人意外的、亟须改进的局面。

接着黄宗智分析了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中国的学术体系多年以来一直有意无意地轻视，甚至等于是压抑有份量的学术专着研究。目前，在高等院校学术评估的体系中，一本专着仅仅被赋予相当于两篇文章，或一本译作的等值。在那样的制度化体制下，青年学者们大多选择要么写文章，要么翻译外文著作，而不是认真投入原创性专着的写作。“（专着）写作不仅没有受到鼓励，实际上是被有意无意地压抑的。”

长期以往的结果是，在近现代中国的研究文献中，从英文原作专着翻译成中文的中国研究文献在数量上已经远超过中文原作专着，并且已经大规模纳入次级的英文专着。重量级中文的中国研究则相对少见，更少会被翻成英文。这就造成目前中国研究文献的意外的尴尬状态。黄宗智说，各种原因加总起来，形成了对局外人来说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状况：中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种可以称作“半殖民地化”的状态，不是出于任何人的有意设计，而是源自几种制度化因素的偶合与交汇的结果。

怎么办？黄宗智在文中提出建议：首先国家须要做的是重构中国目前的专着客观环境，不是对其的轻视、乃至压抑，而是积极的鼓励，来推进更多重量级的中国专着的写作，毕竟在全球国际学术视野中，专着无疑仍然乃是几乎所有重量级社科学术领域的基础和核心，但在中国则已经比较罕见。

其次，中国目前的学术评估体系亟须改革，亟须正视专着的写作并给予其适当的奖励，不可继续像目前这样压抑重量级专着，基本仅鼓励短篇幅、狭窄议题的论文的写作。它是促成目前近乎不可思议的趋向的一个重要肇因。至于相关的中国出版社们，应该采纳一种类似于相对普遍的文章评估制度，纳入专业同行的学术质量评估，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主要依赖出版社的编辑们来既负担政治考量的把关，也做出学术质量的评估。

在文章最后，黄宗智再次呼吁并发出警醒——这是一个中国国家自身绝对不应该有意无意地赞助、协助的趋势，而是其亟须改革和纠正的局面。今天，无论是国家还是中国的个体学者，都须敲响警钟，改革目前的学术体系，积极参入或协助推进更多优质重量级中文专着的写作，扭转目前有意无意中已经形成的中国研究学术近乎自我半殖民地化的恶劣局面。

这并不是黄宗智第一次对中国学界敲警钟，且因长期在美国求学教学，并经常返回国内进行田野调查与资料搜集，退休后亦供职于内地高校，黄宗智深谙中西学术研究各自存在的问题，过去多年一直在急与呼。

比如面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取得了它在美国未能取得的学术霸权”现象，黄宗智直言，在美国，即便是“主流”学术，也受到其实践中的多元主义学术环境的制约，很不容易掌控到绝对的霸权。这正是美国自由主义“主流”的双重性质的具体体现：一方面乃是其意识形态化的唯我独尊，能够导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之后的追逐全球霸权；另一方面则是其同时受到分权的多元化运作的限制，导致实际运作中的三权（或多权）分立的治理体系，不允许完全集中的霸权。中国则不同，其治理体系本身带有较强烈的一元化集权和官僚形式化的实践倾向。因此，反倒会允许，甚至有意无意中鼓励强大的一元化的学术霸权的成立。

具体到经济学研究领域，黄宗智认为新自由主义学术霸权背后的推动力，不是来自美国的自由主义学者，而是中国在美国学习（或在中国但全心向其学习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几乎可以称作近似“买办型”学术的学者。这样，才会导致完全悖论的实际，即在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历史背景下的革命后的中国，会形成一种完全外来的近乎“本土殖民主义”（indigenous colonialism） 型（亦可称作“本土东方主义”indigenous Orientalism）的学术霸权。

黄宗智所提到的“本土殖民主义”、“本土东方主义”，也曾被不少中国学者提及。比如沈卫荣、汪晖等中国学者在21世纪初期围绕东西之间的西藏叙事体系，提醒普遍存在于国人中的“内部东方主义”问题。至于中国缺乏重量级的中国研究专着，历史学者马勇在阅读傅高义所着《邓小平时代》后也曾发出类似感慨，马勇说，“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此外，鉴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来源于西方，其认识的进路往往伴随着西方的经验，黄宗智一直倡导“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从源自西方的理论以及由此得出的理论假说出发，而是从研究物件国家的实践历史与现实出发而后进入理论建构。”但是，这样的实践和理论关怀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拒斥或盲目无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而是要与现有理论进行自觉的对话，同时自觉地借鉴和推进西方内部多样的非主流理论传统。此类研究还可以表明在实际层面上，在西方主流的形式主义理论以外，有必要结合西方主流以外的理论传统去理解西方自身的经验。

正如学者周黎安所言，一个认知中国的好理论一定能够穿透历史与现实，连线理论与经验，超越左与右，融合东西方。对中国学界来说，要想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恐怕第一步是走出“自我半殖民地化”的处境。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显然单靠学术界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