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是距离科技革命最近一次：能否抓住机遇决定国运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美国科技围堵的刺激，中国政府日益把科技创新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不久前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专门章节来强调“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三个方面进行适度放权。这是继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20年来三中全会文件最大篇幅拔高科技创新。

在这背后，是中国经济越来越难以靠资源、靠资金、靠劳动力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是科技创新之于社会发展、国家兴衰的基础性作用，是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的当今世界秩序下中美博弈呈现长期化态势。正因这样，所以近年来中国政府着重强调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把科技创新视作突出重围的抓手。

从应然层面来说，这是合理的必然选择。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国家的兴衰与科技创新水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次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工业革命，是英国和西欧崛起的最直接原因，美国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国在近代的积贫积弱，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国运沉沦，与错失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有直接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起初因为反右、文革等一连串残酷政治运动的冲击，而错失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起步，但后来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让中国趁势全面学习和引进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并与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庞大市场优势相结合，从而推动经济的腾飞。

与前三次科技革命相比，今天中国是有史以来距离科技革命最近的一次，能否抓住历史机遇，通过带动科技、教育、人才的发展来大幅推进现代化进程，将直接决定未来几十年的国运。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时，中国处在封闭、腐朽、落后的清朝，内忧外患。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时，中国又被狂热的极左政治裹挟，但所幸后来改革开放抓住机遇。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仍然落后、贫穷，符合比较优势的做法是发展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今天的情势则发生根本变化，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积累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腾飞，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国民受教育水平、科技积累、产业水平都发生质变，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条件堪为有史以来最好。

不过，中国除了要进行历史的纵向对比之外，还应该进行世界范围的横向对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40多年的持续发展经济和融入世界体系，自然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贫穷落后面貌所能比拟，更与晚清时期的中国和文革时期的中国有根本区别。然而进行横向对比的话，改革开放才40多年的中国科技创新水平尤其是在核心技术、基础研究层面仍然与工业化已经一两百年的欧美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

习近平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情况说明中表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这既是当下中国面临的短板，又是中国在方兴未艾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所应解决的问题。

有鉴于此，在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中国理当为科技、教育、人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得益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积累，中国除了有庞大人口优势之外，还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中高端的技术水平、日益增加的研发投入、国民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创新虽然早已摆脱反右、文革时期的狂热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然受到权力的任性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危害，学阀、小圈子、近亲繁殖、排斥异己的现象较为严重。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和日渐凸显的阶层固化，让原本有望推动经济往纵深发展的中下阶层年轻人，深陷“卷不起、躺不平”的两难困境之中，难以潜心进行事关长远发展的创造性工作。企业的健康发展缺乏公平、可预期、稳定的法治环境，培育创新型人才的社会环境在开放、多元和包容层面存在明显短板。

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积累的经济发展水平，让中国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具有有史以来的最好环境，但权力任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短板、阶层固化、高房价正在压抑大批中国人的活力与创造力。假若中国能在巩固既有优势的同时持续不断挖掘国民的潜力，为年轻人、中下阶层民众、企业家创造公平、开放、包容的环境，让他们人尽其才，那么，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所释放出来的活力与创造力，将为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改变国运打下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