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宣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会议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治。基层是“最后一公里”，不能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手脚。会议强调要强化制度建设与执行，统筹为基层减负和赋能，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会议还承诺，对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发现一个整治一个；对具有一定典型性、普遍性的问题，要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治和清理，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激励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

需要在中央政治局层面专门开一场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最高决策会议，可见中共最高领导层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同时亦可见现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严重程度。

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不是中国这样中央集权体制独有的问题，坦率说在采取其它管治体制尤其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也不是新鲜事，不同形态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是在采取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因为官员权力的来源来自于上级任命而非直接选举，民众缺乏对官员进行意见表达的直接渠道，官员也普遍更敬畏赋予其权力的政治上级而非普通民众，因而这两种主义表现得更加突出，也往往更令最高决策者与普通大众难以忍受。

中共自身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从中共还尚未执政开始，中共的创始领导人毛泽东等就对这两种主义进行过严厉批评，此后，针对不同时代呈现的不同形态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无论哪一任中共领导人都极为重视，都对如何打击这两种主义做出过具体安排。遗憾的是，因为这两种主义是与人类社会化形态同步变化演进的东西，或者说是人性中的懒惰、自私一面与制度体系的自然结合，因而不管怎么打击都无法根除。不仅如此，一有合适的气候条件，特别是当决策与权力趋向集中，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

很多人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过去几年的泛滥擡头都深感头疼。比如，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共一方面展现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疫情初期有力控制住了病毒传播，但是因为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层层加码、一刀切等普遍存在，也给官民关系、给普通大众带来了严重的感情伤害，甚至成为后期烂尾和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以至于到现在还未能恢复元气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这几年随着改革与反腐深入，中共整肃官场，严肃政商关系，加大了对腐败和官商勾结的整治力度，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不少官员也趁机躺平，要么不作为，要么不愿作为，要么就在政治正确的高度，也不顾实际情况和大众感受，不顾社会承受能力，宁左勿右一竿子干到底，极大的激化了社会冲突，恶化了社会信心，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

在现实工作中，还有其它各种花样百出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中国纪检监察报》层发过一篇文章，指出了广泛存在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现象，包括：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只重表态不重落实，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嘴上大谈担当实干，实则在工作中搞形式、走过场、打折扣，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有的干部满足于口头表态、材料画圈，面对困难矛盾不是以身作则、站位一线，而是简单作批示指示，动辄让下级签责任书，后续落实则不管不问。在推动事业发展和工作落实上搞选择、打折扣，难以给领导留下深刻影响的事不愿做，观摩评比看不到亮点的事不愿做，只挑选责任轻、易见效、好处多的事做。更有甚者，有的部门习惯数据造假，为讨好上级、赢得好评，编造成绩单，掩盖真问题。

怎么样解决这些令人痛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靠开会、发文件、作指示肯定不行，一定程度上，光靠开会发文件作指示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属于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另外，从之前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效果看，继续用原来旧的方式，比如思想教育与政治学习等，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如果能解决的化，就不会有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了。

借鉴中共成功反腐与改革的经验，要有效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必须创新思路，必须拿出像反腐和改革那样的勇气和决心。在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时，必须结合大量不同形式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案例，从具体案例入手，通过加大惩处力度来进行警示教育，光空对空的教育与反对很难有什么 实质效果。要找到官僚主义、形式主语与权力体系的依附结合之处，通过综合运用群众监督、媒体舆论监督、专门机构监督等办法，用反腐的办法精确打击，与反腐分进合围，才可能有效铲遏制官僚与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