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泛滥成灾　侵蚀中国社会活力与开放环境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吐糟中国社会的怪现象。他说，现在中国所有人做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自己，事情做得好不好倒是其次。

他举例说，现在公务员履职，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责，做到形式上无瑕疵，在“万一”出事的情况下经得起倒查，面对群众的事务，再好的事情，如果有风险，最好不做。可做可不做的事，最好不做。老师教书，首先考虑的是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教学效果。

医生看病，哪怕是很简单的病，稍微有点风险，基层医院的医生也要请病人去大医院看看。很多医生拿着检查单，和病人商量治疗方案，从来不给个定准，似乎病人可以自己给自己决策，就怕有个“万一”有个无尽麻烦。结果形成了公务员不敢对群众负责，老师不敢对学生负责，医生不敢对病人负责，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吕德文教授也进行了简单分析，他认为主要是社会信任缺失，人们出于自保，都不愿意承担本职工作可能产生的风险。将原因归结为“社会信任缺失”当然没错，但是并未抓到问题的病根。事实上，催生这些怪现的原因非常复杂，信任缺失只是原因之一，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层层追责产生的官僚主义和自保意识。

追责压力下，任何一个小概率事件，大家都如临大敌。“一人生病，全家吃药”，某地出了一个安全事故，遥远的他处也得全面排查。很多地方为防“意外”，发展出了极其精细而臃肿的体系，结果是问题不出现了，官员的闯劲，社会的活力也没有了。在之前，地方官员往往以业绩为第一考虑，围绕业绩绞尽脑汁想办法、做变通，此举虽然可能导致一些政策在实施中变形，效果却毋庸置疑。

但是现在，在层层传递、层层加码的追责压力下，官员们宁可少做不做，也不愿多做出错，影响到自身的前途与利益。这就导致很多地方奉行“一失万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比如，一些原本具有创新性的社会治理行为，一有网上讨论就先停掉，不愿冒一点风险；一些地方为减少交通事故，一些地方干脆禁止各种电动车，全然不顾民众城乡交通需求；为保持环保整洁，干脆不许农民养猪养鸡，也不允许秸秆禁烧，全然不顾农村实际和农民生活所需；为扩大耕地面积，把池塘填掉，果树和茶树拔，全然不顾这也是农民血汗，为防止疫情扩散，即便农民在旷野里种田收割也被禁止。

国家安全很有必要，但是在一些地方也被搞泛化了，什么都和国家安全挂钩，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标签，被异化为对局部利益和个人安全的狭隘保守行为。在不少部门和单位，设置了形形色色的请示与报告制度，在没有得到单位最上层授权之前什么决定都不做，而单位最上层的决策拍板者为了安全稳妥也“宁左无右”，往往做出与社会整体利益不符的决定，甚至干脆什么决定都不做，把责任又推向下属。

最近引起热议的清华北大等国内高校延续疫情期间的封闭式管理措施，外访人员仅能通过采用预约制入校参观的新闻也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案例。

过去一个多月内，以北大清华为代表，因为自疫情期间开始（有些甚至更早）搞封闭管理，出入校园需要提前预约，每天仅释放极少名额，导致大批暑假期间到北京旅游希望能入校参观的中小学生被阻拦在大门之外，有参观名额甚至被炒高到上千元人民币一张，引起了舆论普遍关注。舆论普遍认为，大学校园对社会大门紧闭，看起来是个小事，但是毁掉的却是大学应倡导的开放、包容精神，牺牲的是社会多数人的权利，反映出了当今社会在普遍范围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与筑墙意识。在此期间，有很多媒体和社会知名人士也都在呼吁大学尽早打开大门。

然而遗憾的是，不仅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对这些呼吁毫无回应，仍然对社会大门紧闭。其它绝大部分大学也延续了疫情期间和之前就形成的封闭管理机制，仅限对师生家属有限开放，校外无关人员想参观必须通过预约才能入校。有些地方带人入校还成了一门收费生意，北大为此甚至处罚了一些与旅行社合作带中小学生入校参观的校内人员。

打着维护校园安全与秩序的“政治正确”的幌子，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通过所谓“预约”机制将大学与社会隔离开来，将普通人阻拦在大学校园之外，把本应对社会大众开放的公共资源转化为仅对少数精英服务的封闭堡垒，已成为中国大学独有的普遍现象，而且还衍生出了新的寻租腐败行为。

是国内大学的书记校长等管理层不了解这种情况吗？是他们不知道对社会打开校门的意义吗？非也！但是，为了自身管理方便，为了避免“万一”的风险，他们还是以安全和秩序为由，打着这个政治正确的旗号，继续大门紧闭，选择通过预约等方式进行封闭或半封闭管理，结果把本来最应该引领开放、包容精神的大学，变成了最保守的地方。

当大学的书记校长们都这样保守封闭，还能怪其他人、其它官员产生求稳求安全的保守主义想法吗？当每个人干什么事都变得谨小慎微，整个经济社会还有创新和活力吗？社会整体是会变得越来越开放，还是越来越保守呢？